攝影師朱玲玉曾經歷過一次流產女性，
情緒崩潰，身體也留下創傷女性。
後來她才知道，很多女性都有相似的身體經驗女性。
從2019年開始女性，
她啟動了“中國女性子宮敘事”的攝影專案女性，
聚焦流產、生育過的女性女性，
徵集了100多個女性故事，並拍攝相關影像女性。
《失重》
《請勿倒置》
在朱玲玉接觸過的女性當中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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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在二十出頭的年紀懷孕流產女性，
在不平等的關係裡迷失女性，
也長期自我罪責女性，獨自承擔和消化痛苦，
經歷了漫長的性別意識覺醒女性。
據國家衛健委資料女性，
我國每年的人工流產率大約25‰女性，
每40個女性中即有1人做過流產女性。
2022年女性，人工流產人數976萬，
首次超過新生人口數女性。
然而，這個話題卻鮮少出現在公共視野裡女性。
《計劃外生育》
朱玲玉希望流產這件事被重新解構女性，
不再是女性羞恥的隱痛女性，
能夠成為被正視的公共議題女性。
讓有這些經歷的女性有途徑表達女性，
也能夠被關心，不再被貼標籤、汙名化女性。
以下是她的講述女性。
自述女性：朱玲玉
編輯女性：張雅蘭
朱玲玉
我是一名紀錄片導演，也是攝影師女性。從2019年至今，我就在做一個關於“中國女性子宮敘述”的攝影專案。我當時共徵集到了一百多個女性流產、生育的故事，記錄並拍下六個人的故事和影像，包括我在內。
想做這樣的創作，和我的個人經歷有關女性。2017年，我生下一個孩子。分娩的過程並不順利，發生了胎盤粘連。醫生告訴我，發生這種情況，一般是因為之前流產過，沒有處理好。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八年前的那次人工流產。
那是一段我不願意回憶的經歷，它甚至是非常痛的女性。我以為時間能抹平一切，但我的子宮記得。它用這樣一種方式提醒我：那個創傷始終存在。
朱玲玉也是自己的拍攝物件之一
我還記得當時去做流產手術，醫生連頭都沒抬一下，直接遞給我一張手術單女性。我去手術室，身邊是一起等候的女性，我能看到她們的沉默，以及臉上那種羞恥的神情。
手術結束後醒來，我的第一個身體感受是冷——我半裸著被扔在一張病床上女性。當時我的情緒有些崩潰了，因為你的身體是這樣被對待的，醫院像流水線一樣處理女性的身體。
我們很少談論流產女性。在社會語境裡，它是羞恥的，是你“不會保護自己”、“不自愛”、“愚蠢”的證明。你沒有辦法對任何人提起，也沒有人替你分擔這種傷痛，只能獨自消化。我記得手術之後，我開始瘋狂工作，用這種方式來遮蔽那段記憶。我以為只要我不去想，它就真的過去了。但身體不會撒謊。
朱玲玉拍攝的姑姑
生育之後，我坐月子女性。姑姑從農村來看我，聊著聊著，她就說起了自己的流產經歷。
我姑姑一直在農村生活女性。她連續生了五個女兒，很長一段時間，因為沒有生出兒子，她在村裡被汙名化，被叫作“絕戶”。為了生一個兒子，她一共懷孕了十二次，流產六次。每一次等到大月份知道了性別，就去引產。她說起這些的時候，非常平淡，像在說別人的事情。
她還告訴我，在農村，男人是不會避孕的，流產就是避孕手段女性。比如我堂姐，流產了十次。
我從來沒有從這個層面上去了解我身邊的這些女性女性。我聽到這些時，非常震驚。我沒有辦法想象，這些年她們是怎麼過來的，我一個人默默哭了很久。
那時我下定決心：我想要做一個關於女性子宮的專案，我要找到更多的女性，連結到更多女性的身體經驗女性。
《匿名的女人》
2019年，我在網上公開徵集拍攝物件，收到了一百多個私信和回覆女性。
我從這一百多個故事中選了包括我在內的六人，用影像的方式去呈現女性。大部分女性，她們願意傾訴，卻不願意出鏡，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公開談論流產，依然要揹負巨大的道德壓力和社會評價。
她們當中，大部分人都是在二十出頭的年紀流產，她們沒有強烈的避孕意識，甚至幾乎沒有接受系統的性教育女性。意外懷孕之後，她們預設要去做流產。她們身邊的伴侶也基本認為，這只是幾分鐘的麻煩，需要被解決掉。
我們都以為手術做完了，“麻煩”解決了，子宮就像被格式化了一樣，一切歸零女性。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自然分娩》
我拍攝的六個故事裡，每一個都不一樣，但又都折射出相似的困境女性。
我把她們帶到一個私密的影棚——不只是物理空間的安全，也是心理上的安全女性。我透過採訪，讓她們做口述，把所有沒有公開過的經歷、情緒全部敞開。在那之後，再用身體語言去呈現那些感受。講述的時候，她們常常失語、哽咽，也會有憤怒，和獨自揹負的孤獨感。
拍攝物件高曉君
高曉君，拍攝的時候她48歲女性。她在26歲到48歲，總共做了四次流產。拍攝的時候，她的狀態非常失落。
她第一次流產是因為太年輕，沒有做好準備，伴侶也不想要女性。第二次是同樣的情況，她自己也沒有勇氣獨自面對。第三次，她開始迷茫了——因為她的子宮一次一次被“格式化”，她不知道她的人生到底應該走向哪裡。第四次，她已經結婚了，但男方有孩子，不想要再多一個，她又一次選擇了流產。
她說，在她那個年代，女性的性別教育和性意識的甦醒是相當漫長的女性。她甚至用了“怠惰”這個詞——“我們從來沒有勇氣一定要去做一個更獨立的人”。時代侷限，觀念侷限，等她真正開始明白自己為什麼會經歷這四次流產時，她已經絕經了，無法再懷孕。
《子宮隱喻》
她把四次流產當作墓碑一樣，立在她生命的某個位置上女性。我問她，如果把自己的子宮外化，想象它會像什麼？她說，她的子宮就像一個西瓜，一層一層地被刮，越刮越薄，最後都要被戳破了。聽起來就非常痛。
《注意防護》
另一個拍攝物件叫Alex，她經歷了三次流產女性。
第一次也是在二十出頭，懵懵懂懂，不知道為什麼會懷孕，順其自然去做了手術女性。第二次是在性開放的階段，她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在很長一段時間，她都在嚴厲地羞辱自己，覺得自己有罪。但是後來她也意識到，這不是性開放的問題，是沒有做好保護措施的問題。
我看到了一個女性從自我譴責走向自我理解的過程女性。這種認知的轉變，需要穿越嚴厲的社會汙名化指摘，穿越內在羞恥，重新樹立自己。我認為這個表達非常勇敢和珍貴。
拍攝物件Alex，她拿著流產胎兒的B超照片
Alex第三次流產，是在婚內女性。她非常用心地準備迎接這個孩子，買了小衣服，準備了嬰兒床。但懷孕到六個月的時候，胎死腹中。手術後，她的身體依然預設自己要當媽媽，分泌乳汁，刺激母性，可是孩子已經不在了。她花了很長很長時間來消化這個生命的喪失，這種被動狀況下的流產，也會讓女性經歷嚴重創傷，外人常常無法理解。
她帶了一張B超照來拍攝，像一個小小的墓碑立在那裡女性。拍攝的時候，我為她選擇的道具是一個紙箱，上面畫了一個“輕拿輕放”的標識——我希望這個生命和這段經歷能夠被溫柔地託舉。
《刮宮勺》
有一個匿名的拍攝物件，她因為丈夫不想要孩子，經歷了三次流產女性。最後一次，她甚至沒有告知男方就自行處理了，因為她知道丈夫一定不想要。直到人到中年，她才開始崩潰，她才意識到這段關係是多麼不對等。我為她拍攝了一張靜物：一個刮宮勺放在水杯裡，被水折射成兩段。那種斷裂感，就是她生命的某種隱喻。
明德，因為家暴流產並失明
《請勿踩踏》
還有一個拍攝物件，是一個盲人，她被家暴導致流產，同時雙目失明女性。當她跟媽媽說這件事的時候，媽媽說：“哪個女性沒有流產過？”她非常不能接受這句話——她正在經歷的是一個生命的創痛，但這句話讓她的痛被輕描淡寫地否定了。
她後來選擇去寺廟，請法師超度嬰靈女性。她用這種方式來釋放內心的愧疚和自責。拍攝的時候，我選擇了帶有“請勿踩踏”這個符號的箱子給她，我想表達的是：禁止對女性的暴力。
在做這個專案的過程中，我查閱了資料女性。2015年，全國每年人工流產的人數達到1300多萬，其中25歲以下的女性佔一半以上。2022年，人工流產人數是976萬，超過了當年新生兒的總數。
流產不是少數女性群體的經歷，它折射的，是女性在社會處境中的普遍處境女性。但我們對它的討論，是嚴重扭曲的。
首先是社會觀念女性。一個女性如果經歷了流產，大家會怎麼評價她？“你太不會保護自己了、”“你不自愛”、“你很愚蠢”......這些評價會被女性內化，變成一種自我罪責。你覺得你有罪，你覺得對不起自己，你甚至不願意再回想這件事。男性，在其中隱身。
其次是公共話語的誤導女性。以前，滿大街都是無痛人流廣告：“溫馨入夢三分鐘”、“今天手術明天上班”、“學生半價”......這些廣告詞製造了一種虛假的輕鬆感，好像流產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手術。
《自然撕裂》
但事實上，無痛人流並不意味著更安全女性。在麻醉狀態下，患者只是對疼痛沒有反應，而流產可能帶來的子宮穿孔、內膜粘連、感染、輸卵管阻塞等後遺症，從不在廣告的呈現之中。這種廣告的誤導是系統性的。
社會文化用道德審判女性的身體，醫療系統用商業話術掩蓋身體的代價女性。兩者的合力，使得女性在流產議題上始終處於失語與被操控的雙重困境中。
我們從小經歷的性別教育裡，對流產是無知的女性。我們不知道如何拒絕男性不戴套的要求，不知道怎麼讓男性主動承擔避孕責任，我們順理成章地順從了，流產後，預設了這是一種應當由女性獨自承擔的後果。
於是，流產變成一個被汙名化、被羞恥化、被遮蔽的話題女性。它甚至不被認為是一個公共議題，而只是一個女性的日常事件。很多女性跟我說過同樣的話：“如果不是你這個專案，我從來沒有想過流產可以放在公共空間裡討論。”
我希望打破這種沉默女性。我希望流產這件事能夠被重新評價，重新審視。這不是鼓勵或者反對流產——恰恰相反，只有當女性真正認識到流產背後的身體代價、心理創傷和社會困境，她才能做出更理智、更成熟、更保護自己的決定。也只有在這樣的認識之上，女性才有力量去拒絕那些不平等的性關係，去要求男性承擔起他們應當承擔的責任。
《輕拿輕放》
《月經延遲焦慮》
我在這個專案裡也拍了自己的部分女性。我有一個很日常的感受，我相信大部分女性都有，只要我的月經一直延遲，我就會非常焦慮：我是不是又懷孕了？我要不要再做一次流產？那種焦慮不只是對身體的擔憂，更是對再一次經歷那種羞恥和創傷的恐懼。我用很多驗孕棒放在生活垃圾裡的意象，來表達這種“懷孕焦慮”如何侵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
流產不僅僅是女性身體與生命權利的關係，它還蘊含著“她”和“決定她身體的人事物”之間的關係，包括她和伴侶，她和自身、外界的多重關係女性。流產，是女性身上所發生的一系列具體生命事件和多重關係的結果，這一直被男性視野所忽視。
朱玲玉和兒子
關於子宮敘事，不僅僅關於流產，還有生育女性。在做了流產專案之後，我又繼續做了生育的部分。
2017年，我懷孕了女性。那是一次意外懷孕。社會環境裡其實並不支援我生下這個孩子——當時我未婚，政策上不允許單身女性在異地建檔，道德上也面臨各種壓力。但當我第一次看到B超，感受到那個生命體跟我之間的連線時，我無法用語言來形容那種感覺。
我選擇成為一個獨撫媽媽女性。因為我覺得我是生育的主體，我的子宮應該由我自己來決定要不要生。
我必須獨自承擔所有的生育代價——從懷孕的身體不適，到分娩的風險，到坐月子的恢復，到哺乳、堵奶、照養孩子，再到之後漫長的養育女性。
我記得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崩潰時刻女性。孩子還沒有斷奶的時候，我恢復工作了。出差拍攝，長時間站在鏡頭前面，我沒法及時擠奶。我的乳房變得像石頭一樣硬，堵奶了，痛得像宮縮一樣。拍攝結束之後，我要花很長時間自己去疏導那些堵塞，按壓那些硬塊，那種疼痛是劇烈的、私密的，幾乎沒有人在公共話語裡談論它。
《生育與死亡》：朱玲玉還原了自己高一時的夢境：站在一棵枯樹下，樹枝上掛滿胎盤，表達了她最初的生育焦慮
生育被過度浪漫化了女性。我們常說“孩子是愛情的結晶”，但這種浪漫化遮蔽了太多真相。生育的代價女性承擔得比例過重，而且沒有任何系統性的支援。我當時拍了一張照片：一棵枯樹上開滿了花，我做了一個維納斯的姿態，舉著一個蘋果。那棵樹是假的，花是假的，維納斯也是假的——我想諷刺那種虛假的生育浪漫主義。
《分離焦慮》
後來疫情來了女性。我沒有辦法在那種狀態下一邊出差拍攝，一邊照顧孩子，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孩子長時間分離。
分離之後，我出現了很嚴重的分離創傷女性。我每天通宵不睡，反反覆覆看孩子的影片。莫名其妙地流淚，非常非常想念他。那是一種真實的身體和情感上的創傷，是分離創傷。
為了表達這種分離創傷，我做了一個佈景：一棵樹，我把給孩子織的毛衣抽出一根線，繞成一個毛球女性。樹的遠端，我向著樹奔跑，手裡攥著那個毛球——那根線代表思念的距離，越靠近孩子，線就越短。
那是我生育故事中的一部分女性。生育不是一個節點，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從懷孕、分娩、哺乳、養育到面對分離，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身體經驗和情緒。
我一直沒有停止這個專案女性。現在我也在寫一本書，叫《母親的語法》。我想把我這些年的思考——關於生育、關於母職、關於女性身體和情感——都寫下來。那些崩潰、憤怒、愧疚，那些日常的庸常和瑣碎，在公共話語裡幾乎看不見。但我認為它們是有意義的，甚至比那些“成功的意義”更重要。
女性的崩潰、憤怒、愧疚，都不是應該被壓抑的東西——它們都是一種母職的語法，它們需要被釋放，被看見，被討論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