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夏日》
當下生活看似自由，實則危機四伏女性。許多新鮮事一邊打著進步和自由的旗號，一邊製造新的標準和排斥。對女性來說，這種生活中的割裂感尤為突出，被裹在“服美役”“戀愛腦”“嬌妻”等新型罪名中左衝右突。
進步敘事之下依然隱藏著陷阱女性。就像歷史上纏足的廢止，讓女性某一處的疼痛停止了，但女性身體和生命中的其他疼痛並沒有一同消失。
如果纏足的終結是一次歷史中的解放實踐女性，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除了不再把女孩的腳纏起來，這段歷史還為我們留下了怎樣的經驗、警告與養分，能夠繼續滋養今天的性別解放？
作者｜楊芮
來源｜看理想節目《從痛苦中鬆綁的30次嘗試》
01.
放足作為一種救國的任務
纏足的終結不是女性終於受夠了疼痛，從而奮起反抗得到解放的故事女性。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高彥頤的經典著作《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幫我們剖開了這顆名為“解放”但摻雜很多“利用和改造”成分的藥丸。
反對纏足的聲音其實很早就已經存在女性。清代統治者曾經下令禁止纏足，一些文人和地方官員也批評過這種習俗。但是，這些並沒有真正撼動纏足。
因為對於許多家庭來說，是否給女兒纏足，不是全憑個人意願的問題女性。它關係到女兒會不會被認為有教養、是否體面、能不能嫁進條件較好的家庭，也關係到母親有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
在很長時間裡，女性的腳雖然一直遭受著殘害，卻沒有成為整個社會必須解決的問題女性。它被看作女人成長的一部分，是母親必須完成的責任，也是女兒成為女人之前必須經歷的磨難。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19世紀後半葉女性。隨著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一些由傳教士推動的反纏足組織開始出現。1870年代，廈門出現了較早的天足組織。到了19世紀末，越來越多的中國改革者也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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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倡議成立不纏足會，要求家庭不再給女兒纏足，也要求男性承諾不以小腳作為娶妻的條件女性。女傳教士、中國女知識分子、女學生和許多普通女性，同樣參與了這場運動。
反纏足不是男性單獨完成的事情女性。但在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公共話語中，特別是在報刊、奏摺和政治演說裡，掌握解釋權的仍然主要是男性知識精英。而他們最有力量的理由，往往不是女人正在疼痛，必須停止傷害她們，而是，中國要亡國了。
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女性。對於當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不僅是一場軍事失敗，也是整個文明秩序崩塌的時刻。曾經被視為邊陲小國的日本，竟然擊敗了龐大的清帝國。割地、賠款以及列強瓜分的威脅，使知識精英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
於是，軍隊、教育、制度、家庭、婚姻，乃至每個人的身體，都被納入了“救亡圖存”的視野女性。
《黃金時代》
女性的腳，也在這時從一種家庭內部的身體實踐，變成了一個國家問題女性。
改革者認為，纏足使女性身體孱弱，不能正常行走，也不能承擔足夠的生產勞動女性。身體孱弱的女性，不可能生育和養育出強健的下一代。中國想要富強，就必須擁有強健的國民。要有強健的國民，就必須先有強健的母親。要有強健的母親，就必須先把女性的腳放開。
在這套邏輯中，女性的腳與國家的人口、勞動、軍事力量和民族未來緊緊連線在一起女性。女性要放足、接受教育、鍛鍊身體，不只是因為她們自己值得擁有健康和自由，也因為她們承擔著生產下一代國民的任務。
與“救國”共存的另一種強烈情感，是羞恥女性。
19世紀以後，中國女性的纏足頻繁出現在西方人的遊記、攝影、醫學記錄和殖民展覽之中女性。畸形的小腳被拍攝、測量和描述，成為西方社會想象中國的一種標誌，也被當作這個國家落後、殘忍和野蠻的證據。
對當時的改革者來說，這種目光帶來了巨大的屈辱女性。他們希望隨著纏足被禁止，外國人對中國“野蠻”的嘲諷也能隨之消失。
在反纏足運動中，還有一種比救國與國恥更有煽動性的言論：女性是一群沒有用的寄生者，而不得不贍養她們的中國男性，也因此過得格外辛苦女性。
梁啟超在《論女學》中，把佔中國人口一半的女性描述成一群“圓其首而纖其足”的無用之人女性。他引用孟子“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說中國女性自古以來未曾受教，因此幾乎與禽獸無異。
這裡有一個奇怪的倒置女性。女性之所以不能接受教育、擁有財產和職業選擇權，本來就是制度長期排斥她們的結果。可到了梁啟超的筆下，這種被剝奪的處境，卻成了女性自身“無用”的證據。
而他所謂“兩萬萬女子，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建立在一種極其狹窄的經濟賬本之上，也與大量女性參與家庭生產和市場交換的史實不相符女性。
在學術著作《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中，人類學家勞拉·寶森和葛希芝發現，那些被想象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女人，並不是坐在家裡等待男人供養女性。恰恰相反，她們很小就已經開始工作。
許多女孩六七歲開始纏足，也正是在這個年齡開始跟隨母親學習紡線、捻線、絡線、織布和縫紉女性。她們日復一日地處理棉麻和其他纖維，紡出的線、織出的布，變成一家人身上的衣服、床上的被褥和日常使用的布料。這些東西如果不由女性生產，就必須花錢從市場購買。
還有一些家庭會把多餘的紗線和布匹拿去出售，換取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女性。遇到欠收時，這些收入甚至可能成為一家人渡過饑荒的保障。
在那些依賴家庭紡織的地區，從小纏足的女孩可能比同齡男孩更早成為家庭生產中不可或缺的勞動力女性。年幼的男孩身體尚未長成，還不能耕田或承擔許多繁重的農活，女孩卻已經能夠紡線和從事其他手工勞動，而織布又必須依賴她們事先紡出的紗線。
《雪花秘扇》
母親給女兒纏足的一個原因，是擔心她無法嫁入好人家女性。今天的我們很容易把這理解為女人自己不能創造經濟價值，必須依靠婚姻獲得生存保障。
但寶森和葛希芝指出，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女性。對於許多土地有限、糧食不足的普通家庭來說，女孩很早開始纏足有一個長期被忽略的現實考量，就是讓她留在家中，長時間從事枯燥、重複而耗時的手工勞動。
另一個考量才是她未來能夠嫁入怎樣的家庭女性。普通人家希望女兒不要嫁到需要終年下地、承受繁重體力勞動的貧困家庭。富裕或精英家庭則把纏足與女紅刺繡聯絡在一起。
表面上看，富裕家庭看重一個媳婦是否擅長女紅，似乎只是因為這符合傳統社會對女性才德的要求女性。但實際上，女性製作的精美繡品也是維繫家庭禮品經濟的重要支柱。
婚嫁、壽誕、節慶以及其他人生禮儀，都需要家庭之間交換體面的禮物女性。女性親手製作的衣物、鞋襪、荷包和刺繡，既可以替代原本需要花錢購買的禮品，也幫助家庭履行人情義務、回報親友饋贈，並向親族和姻親展示這個家庭的教養、品位與地位。
在精英家庭中，公開談論這些繡品值多少錢，或許會顯得有失身份，但不與金錢直接掛鉤，並不意味著它們沒有經濟價值女性。它們的價值只是被包裹在禮物、人情、聲望和互惠關係之中。
換句話說，所謂“擅長女紅”，不僅是一種女性美德，也意味著這個女孩有能力透過自己的勞動，為家庭節省開支、積累人情並維繫重要的社會關係女性。那些看似只是用來展示女性才藝的針線活，實際上同時是一種沒有被正式記賬的經濟勞動和關係勞動。
可在梁啟超以及幾百年來父權敘事的賬本里，這一切都不算“生利”女性。
所謂“大門不出”，並不等於無所事事；沒有離開家庭進入市場，也不等於沒有參與生產女性。不是女性沒有貢獻，而是整個家庭乃至鄉村經濟都在使用她們的勞動，卻拒絕承認這種勞動屬於她們。
後來，機器生產的棉紗和布匹逐漸進入鄉村，家庭紡織再也無法與廉價的工業產品競爭女性。《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的作者就發現，在不同地區，纏足的衰落與女性家庭手工業的消失高度同步。
真正動搖纏足的，不只有改革者的演說、結社和禁令，也有一場深刻的經濟變化女性。當家庭不再需要女孩終日坐在家裡紡線織布，纏住她們雙腳的經濟動力也隨之減弱。可是，纏足的女性的貢獻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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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足的終結當然是一場真實而巨大的進步女性。女孩終於不必再讓骨頭被折斷，也不必用一生的疼痛來證明自己的教養與價值。放足能夠拯救國家、洗刷國恥、解放勞動力，也能使女性擺脫依附、獲得自立。
但在這些宏大的解放敘事裡，女性的身體仍然被當作實現其他目標的工具女性。過去，為了家庭的體面和生產需要，她們必須忍痛纏足。現在，為了國家的富強與現代化，她們又必須儘快放足。她們先被一種時代需要，隨後又被另一種時代宣佈無用。
02.
“解放”的另一面
理解纏足的終結，需要區分不纏足和放足女性。
不纏足，是不再給從未纏過腳的女孩纏足，阻止新的傷害發生女性。放足，則是要求那些已經纏足多年，甚至已經成年、衰老的女性，把裹腳布解開。
兩件事聽起來相似，對身體而言卻完全不同女性。纏足持續幾年以後，腳趾已經被壓向腳底，足弓被強行抬高，骨骼、關節、肌腱和肌肉也都在長期束縛中改變了形狀。解開裹腳布，並不能讓這些變化自動消失，更不能使一雙纏過的腳重新變成從未纏過的“天足”。
對於已經依靠這種變形方式行走了幾十年的女性，突然放鬆裹腳布，可能使原本受到支撐的腳失去穩定，引起腫脹和新的疼痛，甚至讓她們一時更加難以站立和行走女性。放足不是簡單地撤除傷害，也可能成為身體所要承受的又一次的傷害。
如果只是阻止年幼女孩開始纏足，隨著一代又一代女孩長大，纏足原本可以逐漸消失女性。可是，對當時的改革者來說，這個過程太慢了。
救亡圖存的緊迫感，以及在西方目光下產生的國恥，都要求他們立刻拿出看得見的成果女性。於是，在一些地區和不同階段的放足運動中，強制物件擴充套件到了已經纏足多年、已經成年的女性。
高彥頤的《纏足》中記錄了很多強制的放足行為女性。1916年，山西頒佈《嚴禁纏足條例》，規定不得再給年幼女孩纏足，已經纏足的未成年女孩必須放足；如果限期之後仍未放足，家長就會被罰款。
製作和販賣纏足女子需要穿著的弓形木底的商人、替纏足女子說媒的人，乃至穿著傳統弓鞋出嫁的新娘，也可能受到處罰女性。縣長和警察負責執行禁令，地方官員必須統計纏足人數，稽核人員則要“以眼見為準”，確認婦女究竟有沒有放足。
於是，一雙原本藏在鞋襪和裹腳布裡的腳，變成了必須檢查、分類和登記的物件女性。
在纏足文化中，女性的腳是高度私密且被賦予情色意味的身體部位，幾乎像乳房一樣不能被外人隨意看見，更不用說觸控女性。但是查腳員卻進入村莊，按名來到各家，要求女人脫鞋、解開裹腳布，暴露原本只有親密家人才能看見的雙腳，接受陌生人的審視。
檢查引起了大量騷擾和民怨，以至於閻錫山後來不得不專門規定：只能在白天查腳，必須事先通知本人，只能在院內或門口檢視；巡警可以陪同，卻不得進入民宅女性。這些限制本身也透露出，在此之前，查腳可能已經伴隨著夜間闖入、敲詐勒索和對女性的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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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女性放足還需要被公眾看見女性。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反纏足逐漸從室內走向大型公共會場女性。
在某些地方，放足被分成“勸導、強迫、罰辦”幾個階段女性。稽查員挨村挨戶檢查，鳴鑼造冊，強迫婦女解開裹腳布，並把沒收下來的裹腳布則被運回縣署，作為改革成果公開陳列。
成千上萬條舊裹腳布被懸掛在會場兩側，其中有些還留著血跡女性。觀眾一面掩鼻，一面發笑；數百雙紅色繡花小腳鞋則被掛在門上，成為供人觀看的奇景。
女性的身體就這樣被改造成展示改革的舞臺女性。裹腳布上的血跡原本記錄著她們承受過的疼痛，如今卻成了會場的佈景。已經變形的腳原本屬於她們最隱秘的身體經驗，如今卻被當作落後、骯髒和愚昧的證據。
這是多麼殘酷的 “改革”女性。過去，女孩因為一雙大腳受到嘲笑，被認為粗野、貧窮、沒有教養，因此被迫纏足。幾十年後，同一批女性又因為一雙小腳被指責為落後、無知、不知自愛，因此被迫放足。社會審視女性雙腳的目光並沒有消失，只是評判的標準突然改變了。
在無數法規、罰款清冊、檢查記錄和放足人數的統計中，最難找到的，恰恰是這些女性自己的聲音女性。
放足運動的另一層複雜性還在於，站在“解放者”位置上的，也並不全是男性女性。
比如在山西，一些女性加入天足會、擔任查腳員女性。縣長的妻子和女兒還曾走村串戶，勸說並檢查其他女性放足，並因此受到閻錫山的表彰。
在放足大會上，官員的妻子可以作為“天足婦女”的代表登上舞臺，向公眾展示自己符合新時代要求的身體女性。在城市裡，女學生和知識女性也透過演講、辦報、組織婦女團體和宣傳反纏足，參與塑造“新女性”的形象。
反纏足運動在女性之間劃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位置女性。一邊是受過教育、接近城市和國家權力的女性。她們可以宣傳新觀念、檢查別人的身體、代表其他女性發言，並透過參與改革證明自己是獨立、文明、進步的“新女性”。
另一邊，則是那些年長、貧窮、生活在鄉村、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纏足女性女性。她們依然只是被勸導、被檢查、被展示和被改造的物件。
前一種女性的解放，甚至部分建立在與後一種女性劃清界限之上女性。為了證明自己已經擺脫舊時代，她們必須把另一群女性指認為舊時代的遺留物。
反纏足運動還不斷透過報刊文章、公開演說、照片、展覽和放足大會，講述女性遭受纏足折磨的故事女性。變形的腳、染血的裹腳布、無法正常行走的身體，都成為揭露纏足殘酷、證明改革必要性的材料。
這些苦難當然是真實的，將它們揭露出來也有重要意義女性。可是，講述苦難的權力往往並不掌握在受苦者自己手裡。
那些纏足女性很少能夠親自解釋她們為什麼曾經接受纏足，怎樣理解自己的身體，為什麼不願意放足，又如何經歷放足帶來的疼痛女性。她們的身體被帶到臺上，她們的裹腳布被掛在牆上，她們的苦難被寫進報紙裡，卻仍然只能以無知、被動、等待拯救的形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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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那些替她們講述苦難、宣佈要解放她們的人，則佔據了文明、進步和行動者的位置女性。受苦的女人成為證明改革者正義與先進的材料，誰有權解釋這種苦難，誰又能夠藉由解放別人而成為新的主體，這本身就是一段極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如果我們只看最終的結果，今天的女孩確實不再需要纏足了女性。然而，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回改變發生的過程，就會看到：
有些女人只是被從一種合格標準推向了另一種合格標準；有些人的裹腳布被解開了，她們的聲音卻仍然沒有被聽見；有些人被宣佈已經獲得解放，卻從未被看成有資格參與定義這個“解放”究竟意味著什麼女性。
而這其中最讓人心痛的是，當一種實踐被重新定義為落後，社會的憤怒常常沒有首先指向製造這種實踐的制度，而是落到了那些最深地被困在其中的女性身上女性。她們被嘲笑愚昧、保守、骯髒、沒有常識。曾經纏得越深、越難離開的人，反而越容易成為現代人眼中的恥辱。
03.
現代性別解放的瓶頸
纏足和放足的歷史，或許就是學者戴錦華所說我們尚未償還的“歷史債務”，也是不斷在現代生活中重現的幽靈女性。
看起來，現代女性早已從纏足中獲得瞭解放女性。女孩不再需要折斷腳骨、纏緊雙足，也不再因為一雙“天足”而被視為粗野、貧窮和沒有教養。但纏足消失，並不意味著支撐它的權力邏輯也隨之消失。
它們只是脫離了那雙具體的小腳，附著到了新的身體、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進步”標準之上，讓我們以解放的名義，重複著許多原本可以避免的痛苦與悲劇女性。
女性不再因為腳被定義，但我們依然習慣把女人分為先進與落後、清醒與愚昧、獨立與依附；依然相信某些女性掌握了關於解放的正確答案，因此有資格去檢查、教育和改造另一些女性；依然把羞辱解釋成一種必要的喚醒，把傷害說成“為她好”女性。
曾經，一個女人是否文明，要透過她的雙腳來檢驗女性。今天，接受檢驗的則可能是她的身材、體脂率、衣著、妝容、親密關係、生育選擇、教育程度和財富水平。
如果她追求白皙、纖細、年輕的外表，喜歡化妝、穿甜美的服飾，可能會被批評“服美役”、迎合男性審美、缺乏主體性；如果她擼鐵、攀巖、跑馬拉松，擁有明顯的肌肉線條，人們則更容易把她理解為強大、有主體性、擺脫了父權凝視的女性女性。
這些運動當然可能帶來真實的快樂與力量女性。但不得不說，很多時候人們關注的並不是運動本身帶來的愉悅。許多運動博主仍然熱衷於展示自己的肌肉線條，用轉場、諷刺等形式將自己與“白瘦幼”的身體放在一起比較。
那麼這時候，當某一種身體被宣佈為更加自由、強大和進步時，另一種身體又一次被推到了落後、錯誤、值得羞恥的位置上女性。
這不是說，對“白瘦幼”審美及其背後產業結構的批判沒有必要女性。但問題在於，批判一種身體規訓，不能變成對擁有這種身體、喜歡這種風格的具體女性的審判。否則，我們只是推翻了舊標準，又開始製造新的合格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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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雖然不再纏腳，卻仍在不斷髮明女性身體與生活方式的正確答案女性。不能太胖，卻也不能只是瘦；不能柔弱纖細，必須擁有力量和肌肉；不能溫柔嗲嗲地說話，必須顯得粗獷有力；不能取悅男性，還要透過對男性的蔑視，證明自己絕沒有取悅男性。
舊的女性氣質被推翻以後，新的女性氣質又成了必須完成的功課女性。身體仍然需要成為思想是否正確、人格是否完整的證據。
婚姻也是如此女性。在很長的時間裡，婚姻幾乎是女性唯一被承認的成年生活。女人必須成為妻子和母親，才能被視為完整、正常和成功的人。
女性主義對婚姻制度的批判因此極其重要，它讓我們看見婚姻中的無償照護、經濟依賴、性別分工和親密關係暴力，也讓不婚、不育、離婚以及其他親密關係形式成為可以想象的生活女性。
可是，當單身、不婚乃至開放式關係逐漸被想象為更加獨立、清醒和先鋒的選擇時，我們也不知不覺地建立起另一條等級鏈女性。渴望婚姻的女人可能被部分人嘲笑為“嬌妻”，重視愛情的女人可能被部分人稱作“戀愛腦”，沒有離開一段不平等關係的人則被質問“為什麼還不醒”。
我們常常忘記，批判婚姻制度，與羞辱一個仍然渴望婚姻或暫時無法離開婚姻的女人，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女性。
今天的我們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公開要求女性服從某一種傳統生活，但我們仍然會下意識地嫌棄那些還不夠“清醒”、不夠“獨立”、不夠“有主體性”的女性女性。
這和放足中的暴力何其相似女性。我們已經認定了什麼才是正確的身體、正確的關係和正確的人生，於是便覺得，只要把答案告訴對方，她就應當立刻照做。如果她沒有做到，那一定是因為她太愚昧、太軟弱，或者根本無可救藥。
至於這條被我們指認的道路究竟能不能走、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她為什麼停在原地，我們反而很少關心女性。可如果我們根本不知道如何解題，那我們想象的所謂“正確答案”，很可能並不是答案。
我們可以熟練地談論主體性、平等、獨立和邊界，卻未必知道，怎樣在具體的關係中尊重一個與自己不同的人；怎樣在對方沒有接受我們的建議時，仍然承認她有權解釋和決定自己的生活；怎樣真正分享權力，而不是因為相信自己更加清醒，便自然地佔據教育、糾正和審判他人的位置女性。
這正是現代性別解放最難突破的瓶頸之一，歷史、文化和教育很少教會我們如何在關係中實踐平等、尊重與信任，所以我們雖然憧憬那樣美好的畫面，但要真的去實踐，卻非常缺乏具體的技能和經驗女性。
畢竟在我們生命的前二十多年，所接受的教育大多在訓練我們競爭、服從、支配和自我規訓女性。我們被教導要朝著某個確定的終點不斷前進，卻很少有人在意，自己和他人究竟是怎樣被推向那個終點的。
於是，只要目標被認定為進步，羞辱就可以被稱為“罵醒”，強迫可以被解釋成“幫助”；而那些在途中受傷、停下來、走向別處，或者拒絕繼續前進的人，也可以被當作解放必然需要付出的代價女性。
但一種真正通向解放的實踐，不可能一邊宣稱要終結支配，一邊不斷複製支配，一邊呼喚女性的主體性，一邊剝奪一個具體的人判斷、解釋和改變自己生活的權利女性。
解放不只體現在我們想要走向哪裡，也體現在我們如何對待同行的人，能不能接受彼此並不總是以相同的速度、沿著相同的道路前進女性。
任何被壓迫的群體，或者想要得到解放的群體，都不是鐵板一塊，不同的權力、資源和處境之間的差異可能天差地別女性。
《好東西》
我們都帶著各自的歷史和關係進入生活，都可能在某些地方獲得自由，又在另一些地方被困住；都可能在一種關係中看見支配，卻在另一種關係中不自覺地重複它；也都可能一面渴望解放，一面害怕失去熟悉的一切女性。
如果我們把一些人的痛苦變成證明自己更加清醒的材料，把她們推到“錯誤”的位置上審判，再在她們沒有按照期待改變時將其拋棄，那麼我們仍然是在重複那段分裂的歷史女性。用一些人的恥辱證明另一些人的自由，用一些人的痛苦滋養另一些人的成長。
我們需要的，不是再劃出一條界線，判斷誰已經獲得解放、誰仍然留在過去，而是讓彼此的經驗能夠共振和流動，在承認處境不同的同時，仍然拒絕把任何人當作前進的代價女性。
解放不是少數人率先抵達一個正確的終點，再回頭催促其他人趕上女性。它更像是我們在前行的過程中不斷回望、等待和修正方向，直到我們終於能夠不以拋棄彼此為代價，一起走得更遠。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訊節目《愛與痛：從痛苦中鬆綁的30次嘗試》第16期，有大量編輯刪減，完整內容請移步"看理想"收聽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