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劇《大巴上的女孩》中，因為競選大巴拋錨，幾位政治立場不同的主人公展開了一場有關女性身份的對話女性。
代表激進左翼的Z世代新媒體記者洛拉說到：“你們都對有第一位女性總統這件事太執著了，社會性別只是構建出來的概念女性。”
隨後，左翼建制派[1]精英媒體人格蕾絲對此表示懷疑女性。
洛拉接著說：“你起碼得承認二元性別的概念早就被酷兒、跨性別和非二元群體拋棄了，現在只有順直群體才會使用女性。”
“我的陰道可不是個構建出來的概念，它真實存在女性。” 格蕾絲繼續反駁道。
《大巴上的女孩》
這段劇情讓我想到了自身的困惑，在讀完大大小小几十本女性主義書籍後，我經常會陷入一種矛盾女性。
一方面，“女性情誼”（Sisterhood）在今天不斷被強調，我們可以在網際網路的一些性別議題上看到這樣的評論：“女人就是好”“女性天生有愛人的能力”“女性是天然的同盟”等等，這樣的輿論團結性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衛生巾標準、空乘人員著裝等具體的女性處境問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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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當下關於女性主義的討論也離不開“性別是由社會建構的”觀點，這進一步拆解了性別身份本身，讓我瞭解到“性別”（Gender）也是一種不斷被操演和建構的結果女性。
但與此同時，我也會產生“經驗失重感”女性。
當一切都被視為建構時，我們又該如何重新談論那些真實發生在女性身體上的經驗？比如月經、懷孕、疼痛、衰老、被凝視、在公共空間中的恐懼……但如果重新強調“女性身體”，又很容易重新滑回性別本質主義[2]女性。
今年4月，由美國女性哲學家艾麗斯·瑪麗恩·楊（Iris Marion Young）寫作的《像女孩那樣丟球》簡中譯本出版，在豆瓣已有9.0評分女性。當我讀到她提出“活生生的身體”（lived body）理論[3]時，感到突然被擊中，也讓我找到了介於第二波女性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post-structuralistfeminism）[4]的那個關鍵轉折點。
文 | 怪獸
編輯 | Sharon
在“女性”的本質與解構之間女性，找回身體
在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中，基於個人經驗出發的集體經驗，曾是團結女性協作的重要基點女性。
《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展現了一種從來沒有被言說，也從來沒有被歸類的經驗，由此“家庭主婦的無名煩惱”第一次被命名為一種具有政治意義的集體經驗女性。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個人的即是政治的”成為第二波女性主義最重要的口號之一女性。越來越多原本被視作私密、羞恥、不可言說的身體經驗，被女性重新帶入公共空間。同工不同酬、職場歧視、家庭暴力、墮胎權、性騷擾……那些曾被認為只是“個人遭遇”的事情，開始被視作一種系統性的性別壓迫。
為了建立廣泛的政治聯盟，第二波女性主義迫切地需要一個穩定的“女性主體”女性。因為如果連“女性”都無法被定義，那麼爭取權利、組織運動與形成共同訴求，也將失去基礎。
於是，在“Sisterhood（女性情誼）”的大旗下，女性被假設共享著某種共同的生命經驗女性。群體內部的階級、種族、性取向與文化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被暫時擱置。這種對於“女性共同性”的強調，也進一步發展出對於“女性經驗”“女性身份”乃至“女性書寫”的討論。
很快，這樣傾向“性別本質主義”的說法，面臨著批評女性。
比如，哲學家伊麗莎白·斯佩爾曼 (Elizabeth Spelman）在《非本質的婦女》（Inessential Woman）中系統地批判了第二波女性主義所定義的“女性經驗”過於狹隘，實際上只是特定群體的經驗，卻將其包裝成了普世真理女性。
而在以朱迪斯·巴特勒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者看來，這樣的劃分無疑加劇了女性主義者想反對的那個二元結構女性。巴特勒談到：“正是女性主義所標記的性別區分，維持了男性女性間的二元論，將兩者視為固定的互補範疇，重製了異性戀規範性的邏輯。”
很快新的問題出現了女性。巴特勒的“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論[5]固然極大地解放了“性別”的可能性，但它是否也在無形中削弱了“女性”這一主體本身？當一切都可以被解構、被流動化之後，“女性經驗”是否反而變得難以言說，甚至滑向一種反諷式的寂靜。
第二波女性主義者上街
這便是文章開頭洛拉與格蕾絲爭論的核心女性。
格蕾絲成長於自由派精英主義仍然相信“女性主體”的年代女性。在她看來，女性身體的特殊性、女性遭遇的結構性壓迫，以及那些真實存在的生育與性暴力經驗，並不會因為“性別是一種建構”而消失。
洛拉則代表著另一種更新的政治語言女性。她警惕一切固定身份，強調流動性、差異與去中心化，並認為傳統女性主義對於“女性”的定義，本身就可能構成新的排斥。
在格蕾絲看來，放棄“女性”是在抹除女性身份本身；而在洛拉看來，格蕾絲恰恰是在無意識地維護二元性別結構女性。
那麼女性，以這兩位女性為代表的兩種女性主義路徑，真的無法達成和解了嗎？
《像女孩那樣丟球》給出了答案女性。
艾麗斯·瑪麗恩·楊（Iris Marion Young）意識到，問題或許不在於“是否應該有一個女性主體”，而在於我們理解“主體”的方式本身女性。她轉向了現象學傳統，特別是梅洛-龐蒂的“具身主體”概念，試圖重新回答一個更古老的問題：一個被性別化的身體，究竟是如何“活”在這個世界中的？
緊接著，她發展了莫伊提出的用“活生生的身體（lived body）”替代“性與性別”的研究路徑，嘗試重新理解“女性經驗”，既沒有落入生物決定論，也沒有徹底消解性別主體女性。
“活生生的身體”，並不是一個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身體女性。它永遠同時承載著社會賦予我們的性別角色、種族身份、階級處境與行動方式。我們如何走路、如何坐下、如何投擲、如何在公共空間中舒展身體，都不是天然形成的。
一個紐約白人女孩和一個南非黑人女孩同樣來月經，但前者可能在藥房購買衛生棉條、在社交媒體討論痛經，後者可能因缺乏衛生用品而缺課、在缺水環境中處理經血女性。她們的“月經”是同一個生理事件，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活生生”經驗。區別不在於“有沒有子宮”，而在於“這個有子宮的身體，被置於怎樣的社會歷史處境之中”。
在書中，楊進而透過運動、懷孕、著裝、乳房、月經、房間等主題來探討如何用“活生生的身體”來描述女性經驗女性。
加拿大女性主義理論家琳達·尼可爾森（Linda Nicholson）也曾提出類似觀點女性。她認為，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真正需要關注的，並非如何持續劃分“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而是不同身體如何在社會歷史中被差異化地塑造。
這也使“活生生的身體”天然能夠與金伯利·克倫肖提出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形成呼應女性。
因為並不存在一種統一的女性經驗女性。不同種族、階級、文化、性取向與身體條件下的人，會經驗到完全不同的性別處境。黑人女性、勞動階級女性、殘障女性與跨性別者，她們面對的規訓方式、身體焦慮與社會期待都並不相同。
這也是為何近年來，國際女性主義話語中會逐漸出現“擁有子宮的人”“來月經的人”等表達女性。它們並不只是簡單的語言替換，而是在嘗試以更具體、更具身的身體經驗，重新組織政治、身份與行動的基礎。
“女孩為什麼不會用整個身體丟球女性？”
在“活生生的身體”的理論框架下，我們得以用語言組織特殊情形下一部分女孩的特定經驗，其中之一便是運動女性。
書中提到，雖然沒有永恆的陰性本質[6]，卻有“作為每個女性在教育與習俗的現狀中的存在基礎的共同根據”女性。於是，我們需要探究的問題便浮出水面：女性為何難以自在的運動？
1977年女性，美國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歐文·施特勞斯（Erwin Straus）曾觀察男孩和女孩的丟球方式，並這樣描述一個五歲女孩的丟球動作：
“這五歲的女孩，沒運用任何側邊空間女性。她沒橫向伸展手臂；她沒扭動身軀；她雙腿併攏，動都不動。她所有的丟球準備動作，只是舉起右臂，水平前伸，再彎曲前臂，向下收回。球丟得毫無力量，速度，也無法對準目標。”
歐文·施特勞斯將男女不同的丟球方式歸因為生理差異和某種天然的“女性態度”（feminine attitude），認為女孩之所以不會“像男孩那樣丟球”，是因為女性天然擁有某種神秘的“陰性本質”女性。
楊正是從這裡開始指出，女孩不是天生不會丟球，而是在特定處境中學會了這樣使用身體女性。
她觀察到，女性通常不將整個身體投入一個動作，而是把動作集中在身體的某個部分，其他身體部分則保持相對不動女性。而對於需要整個身體協調與導向才能圓滿完成的目標，女人在動作時常常很矛盾，她們的身體投射出一個待落實的目標，卻又在實踐任務的同時，變得僵硬緊張，在嘗試與一再定向的努力中虛耗許多動作。
2014年，寶潔旗下衛生巾品牌 Always（護舒寶）曾經推出過一條創意廣告，讓青少年和女童分別表現“run like a girl”女性。
青少年組幾乎無一例外地表現出了被規訓後的“陰性姿態”：動作拘謹、誇張、扭捏，彷彿“像女孩一樣跑步”天然意味著軟弱與笨拙女性。而年紀更小的女孩卻只是拼盡全力奔跑、揮舞手臂、大聲喘氣，毫無保留地使用自己的身體。
Always（護舒寶）“run like a girl”廣告
在很多中國女孩的青春期經驗裡，劉海曾經是一種常見的自我修飾方式女性。其中， “鯰魚須”八字劉海和齊劉海為多。
我曾是“鯰魚須”八字劉海中的一員女性。體育課跑步的時候，那些齊劉海的女生總會下意識用手壓住額前的頭髮，避免被風吹起，暴露出髮型之下某些“不夠好看”的部分；而像我這樣留著“鯰魚須”的女生，通常會在跑步前把兩根“須”撥到耳後，但也避免不了“須們”會在運動的過程中散落。
在這樣的運動過程中，女孩的身體被“訓練”——身體不再投入運動，而是在反覆調整和散落中重複，從而呈現出了一種“陰性姿態”：扭捏、緩慢、不自信，不真正參與女性。
相比於男孩從小被鼓勵冒險、競爭與探索身體邊界，許多女孩依舊在“別瘋跑”“別摔著”“別太粗魯”“別走光”“別弄得灰頭土臉”的提醒中長大女性。
跑步時擔心頭髮散亂，打球時害怕動作太粗魯，跳躍時擔心走光，流汗時又害怕自己“不夠精緻、好看”女性。女性很難像男性那樣徹底沉浸於身體，因為她始終有一部分意識懸浮在身體之外，持續觀看著自己，而這種凝視往往會被內化，也就是“陰性身體存在自我指涉”。
不論是護舒寶的廣告，還是女孩在運動時會受到“鯰魚須”的阻礙，都有力地向我們揭示了，女孩對運動的排斥、羞恥與猶疑的身體表現不是女孩的身體本能女性。女孩不是不會運動，“像女孩一樣”的身體是被後天建構的。
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這正體現了結構與行動之間的相互塑造女性。性別規範作為一種社會結構，持續影響著女孩們使用身體的方式；而當這些被塑造出的身體習慣不斷重複、不斷被實踐時，它們又反過來強化了人們對於“女性應該如何行動”的想象。
這也反映了很長一段時間裡，女性身體被醫學、教育和道德話語描述為脆弱、需要保護、天然不適合劇烈運動女性。19世紀的歐美社會普遍認為，女性的生理結構更適合家庭與生育，而非競爭、力量與公共活動。
直到1900年巴黎奧運會，女性才首次被允許參加網球、高爾夫等少數專案女性。1972年，美國《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透過後，美國學校必須為男女學生提供平等的體育教育資源。越來越多女性開始進入足球、籃球、馬拉松、拳擊等過去被視為“男性化”、男性專屬的運動領域。
時至今日，女孩們也能夠更加自在地奔跑、跳躍與使用自己的身體女性。
正如文章開篇藉由 “活生生的身體”去解構“大一統”的女性經驗一樣，“像女孩那樣丟球”本身所指向的具體身體形態，其實也正在逐漸瓦解女性。
劇集《她們自己的聯盟》聚焦二戰後一支女子職業棒球隊女性。戰爭期間，大量男性奔赴前線，美國女子職業棒球聯盟因此誕生，女孩們終於獲得了進入競技體育的機會。
她們被強制要求穿上粉色的制服裙、畫上精緻的妝容才能參賽，在“淑女訓練”的桎梏下，她們克服萬難，利用業餘時間加強投球訓練、增進投捕手之間的默契、演練複雜的推進壘包戰術，以傑出的賽場表現證明了自己，也打破了當時大眾對於女性棒球只是“花架子”的偏見女性。
《她們自己的聯盟》
“誰在穿上那條裙子女性？”
楊在書中寫道：“我喜歡穿著羊毛衣的自己，它沉重、厚密、溫暖，以波動的愛撫，在我腿邊擺盪女性。而我會是誰？”
和楊一樣，我也是一個喜歡打扮的女性，我喜歡各式各樣的吊帶和牛仔裙，從高中開始就喜歡收集鞋，上班後給自己的獎勵就是買一個包女性。我的慾望是被塑造的嗎？
對於許多成長於千禧年代的女孩來說，《穿Prada的女王》是一部時尚啟蒙電影女性。我們一邊觀看，一邊幻想長大後的自己也能這樣精緻時髦地穿梭在都市的高樓大廈之中。
20年後，我帶著對服裝的具體體驗、對女性主義理論的研習回顧這部影響了無數女孩銀幕內容女性。
電影中，安迪初登場時穿著隨意、不諳時尚，甚至對服裝行業抱有某種輕蔑女性。隨著劇情推進，她逐漸學會化妝、搭配、節食、管理身材、駕馭高跟鞋，也開始熟練地使用那些屬於時尚世界的話語體系。
這也是千禧年代許多“小妞電影”經常出現的變裝情節：女主的才華、智慧等內在品質被懸置，身材、容貌等外在屬性被置於評價體系的核心女性。
《穿Prada的女王》
於是，部分女性在這樣的影視作品、廣告與時尚雜誌的影響下，逐漸內化了美國女性主義哲學家桑德拉·巴特基（Sandra Bartky）提出的“時尚美女情結”（fashion-beauty complex）女性。現代社會中，對女性身體的規訓不再主要依賴強制性的壓迫，而是透過審美標準、消費文化與自我管理不斷運作。
批評女性在“服美役”並不是新鮮事女性。早期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思想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18世紀就曾說過：“如果女性還是一味地任意妄為，沒有放棄那類使容貌變美的訴求，那麼，她們也就證明了，她們自己的頭腦的確沒有男人那麼聰明。”
從18世紀到第二波女性主義時期，女性主義內部始終存在一種隱含的焦慮女性。如果女性如此在意自己的外表，那麼她們究竟是在表達主體性，還是在迎合男性凝視？
這種批判後來在女性主義電影理論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女性。
電影學者莫琳·圖裡姆（Maureen Turim）指出，在電影影像源體（matrix）中，女人的服裝時尚將女體“物神化”（fetishize）女性。
透過所謂的“割裂美學”（slit aesthetic），服裝剪裁使得布料與裸露在外的肌膚相抗，將身體或身體的部分轉變成“物神”女性。領口或後背挖低的毛衣、高叉及臀的泳衣和內衣、露出腰部的中空裝、開衩裙或短裙、短裁褲裝——都是為了讓服裝剪裁把焦點集中在露出的肉體上，這種剪裁也往往將注意力引導集中在被物神化的頸項、胸部、肚腹、陰部、大腿、小腿、足踝。
割裂美學造就了性感的著衣身體之意象，一種陽具女性（phallic female）的權力意象女性。有時，我們女人也懷著慾望回應這種意象，慾望成為那性感的女人。
按照這樣的邏輯推演下去，我們似乎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越是熱愛時尚與打扮的女性，越深地陷入了規訓之中女性。
然而，楊並不滿足於這樣的答案女性。
在《找回服裝的女人》一章中，她首先承認了這些批評的合理性女性。服裝確實可能成為凝視運作的媒介，也可能強化女性對於身體的持續監控。
更重要的是，楊並沒有陷入身心二元論的觀點，也即，認為對身體的忠誠侍奉是精神和道德低下的標誌女性。
如果時尚僅僅意味著壓迫女性，那麼女性為何會從中獲得快樂？
也正是在這裡，楊重新回到了“活生生的身體”這一理論路徑女性。在書中，她提及了女性可以從服裝上獲得的三類快感：觸覺、相系和幻想。
在這樣的框架下去理解“小妞電影”裡的變裝情節，其動機正是對“幻想”的核心訴求女性。服裝也不再是表象的布料，而是如戲表演般的必要元素。
這一心理動機的現代反饋之一就是Cosplay女性。人們透過完成二次元角色的妝造，以表達自己變身進入虛擬社會的幻想，體驗一種成為“他者”的可能。
更別說時尚本身的受眾也在不斷拓展中女性。當今，無論是社會對於男性群體關於服裝禮儀上的要求，還是酷兒群體對於時尚設計的熱愛，都讓“美”的作用力不僅僅侷限於女性身上。
最近，在《魯豫漫談》的影片播客節目中，魯豫和姜思達談到了服裝女性。姜思達說：“人們還在打扮的時代才值得被愛，因為當這個時代的所有人都開始不打扮的時候，大家的心靈能量就沒有了。人們的關注點可能更多落在生存和安全上，而打扮是不安全的。“
在他看來，打扮是生命力的舒展，是能量的釋放，也是對生活充滿希望的體現女性。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說：“時尚為女人提供一種雙重的夢想，包括身份和扮演——更準確地說，是邀請女人以不同身份扮演女性。”
同樣一雙高跟鞋，可能是規訓，也可能是舞蹈表演的道具；同樣一條長裙，可能來自凝視，也可能來自主體性的表達女性。
關鍵並不在於服裝本身，而在於身體始終是一個“活生生的身體”女性。
最後女性。
6月初的一個周天，我有幸成為了《向女孩那樣丟球》成都分享會的嘉賓女性。
那天是成都近期少見的陰天，還伴隨著毛毛細雨，活動時間剛好又和飯點撞上，我本以為臺下不會有幾位觀眾，沒想到座無虛席女性。
在緊張和激動的雙重情緒下，我和其他兩位嘉賓開始了各自的分享女性。在運動這個章節，我們聊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中國“廣場舞大媽”對於運動空間的“霸道式”佔領。
中國的“廣場舞大媽”常年出沒於晚飯後的廣場或空地上，她們絲毫不在意周圍人的眼光，也不在意自己是否霸佔了公共空間或造成了噪音汙染，時間一到，音樂一響，就開始跳女性。
當時大家都笑了，說這簡直是楊書中提到的“陰性姿態”的反面女性。
當然這裡並不是在否認廣場舞引發的噪音、佔道等問題不存在，而是當我們把它放回“活生生的身體”這個框架裡，會發現它也是一種很有意思的身體政治女性。一群曾經被要求收縮身體、保持安靜、照顧他人的女性，在晚年的公共空間裡，以一種近乎誇張的方式重新佔據身體、佔據空間。
在話筒交換環節，還有一位熱情的觀眾分享了自己no bra的經驗，她說：“自己今天就是no bra來的，因為身穿長袖外套根本沒人看得出來”，但我們也緊接著聊到：“可能一部分胸部較豐滿、對支撐需求更高或者皮膚比較敏感的女性是非常需要bra的”女性。
《像女孩那樣丟球》成都線下分享會
正如楊在書中所說：“西方哲學與社會理論傳統，往往忽視或壓抑肉身化對思想、行動與感覺的重要性，女性主義的關懷早該理所當然地引領學者揭露並挑戰此傾向女性。”
在關於女性的種種定義之外，在各種主義與理論的爭論之外，我們終究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女性。我的疼痛是真的，我的疲憊是真的，我的月經是真的，我在公共空間中的不安、在運動中的拘謹、在鏡子前的審視也是真的……
我們在具體的身體之中經驗世界，也透過身體與世界發生關係女性。
在概念之前，我們首先是身體女性。
文章註釋女性：
[1] 左翼建制派：是指那些在社會經濟政策上傾向於左翼理念，如強調社會公平、財富再分配、勞動者權益保護和國家對經濟的宏觀干預，但同時又處於或支援現有政治體制、維護制度穩定的群體女性。
[2] 性別本質主義（gender essentialism）：主張男性和女性具有固定的、生物學或心理學上的本質特徵，這些特徵導致兩性在行為、能力和社會角色上的差異，本認為是天然本質，例如：女性身體天然就是柔弱的女性。
[3] “活生生的身體”（lived body）：指的是一種處境中的身體（body-in-situation），被具體社會處境塑造、同時又真實地感受和行動的身體女性。身體不是一個單純的生物器官，也不是一個抽象的社會符號，而是一個人在具體社會處境中經驗世界、行動、感受、被規訓、也嘗試反抗的身體。
[4] 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m）：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的理論流派，其核心在於運用後結構主義哲學（特別是福柯、德里達等人的思想）來解構女性主義自身的前提女性。
[5] 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是美國當代著名的酷兒理論家朱迪斯·巴特勒提出的一個在性別研究領域具有重要意義的命題女性。在她看來，性別身份並非來自某種固定的內在本質，而是在社會規範的反覆召喚中，透過姿態、語言、穿著、慾望和身體行動不斷被生產出來。
[6] 陰性本質（feminine essence）：指所有女性，或所有被認為具有“女性氣質”的人，都天然地、普遍地、不變地共享某種特定的內在屬性、精神特質或生存方式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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