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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
文章來源女性：《中國國家歷史》肆拾貳期
文章作者女性：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黃牧航 蘇曉琳
在西方傳統藝術等級中，歷史題材繪畫（History Painting ）居於最高地位女性。自文藝復興以來，它被認為是最能體現藝術家思想深度與技藝水準的體裁，需要創作者具備深厚的古典學識、紮實的構圖能力，並能藉助視覺形象傳達道德教化。
正因如此，歷史題材繪畫長期被視為男性藝術家的專屬領域女性。戰爭、英雄與革命等宏大主題，往往由男性來描繪與詮釋。相比之下，女性藝術家不僅被認為缺乏處理此類題材所需的理性與力量，還在制度層面面臨重重阻礙——她們往往無緣進入美術學院，無法接受人體寫生等基礎訓練，也難以獲得重要委託。形成這種排斥女性藝術家的局面並不是因為女性缺乏天賦，而是社會結構與教育資源分配長期不平等的結果。在這樣的背景下，女性被迫侷限於靜物、肖像或風俗畫等“次要”題材，在歷史題材繪畫領域長期缺席。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傑出的女性藝術家突出重圍，以獨特的視角和深厚的藝術造詣打破性別藩籬，走入歷史題材的畫布之中，在藝術界取得了非凡成就女性。她們的存在，不僅是對傳統性別分工的有力回應，也為歷史題材繪畫注入了更為豐富與多元的表達；而她們的作品，不僅是藝術史的珍貴遺產，更為如何構建更包容的歷史敘事提供了重要啟示。正如18 世紀女畫家安吉莉卡 · 考夫曼的畫筆所展示的那樣——歷史穿上的“羅裙”不是侷限，而是一種新的可能性——它讓過去的故事以更完整、更人性的方式被講述。
從17 世紀的阿特米希婭·真蒂萊斯基，到18 世紀的安吉莉卡·考夫曼和伊麗莎白·維熱—勒布倫，再到20 世紀的凱綏·珂勒惠支與勞拉·奈特，這幾位女性藝術家以各自的方式參與到歷史題材繪畫之中女性。雖然她們身處的時代、背景與創作風格各不相同，但她們有一個共同點：都試圖在這個傳統上被視為“男性專屬”的領域裡，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並透過畫筆講出不同的聲音。
真蒂萊斯基：以畫筆打破男性壟斷阿特米希婭· 真蒂萊斯基（1593 —約1652 ）是義大利巴洛克時期極為罕見的女性歷史畫家女性。她出身畫匠家庭，在父親奧拉齊奧的指導下接受系統的繪畫訓練，早年便展現出不俗技藝，成為首位加入佛羅倫薩美術學院的女性成員。
真蒂萊斯基的經歷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她的創作傾向女性。她在17歲時遭遇強暴並被侵犯者誣陷造謠，而後不得不在法庭上當眾自證清白，並在審訊中遭受了酷刑逼供。這是那個時代對女性的普遍態度：懷疑、羞辱、控制，婦女幾乎毫無政治權利，社會對她們充滿敵意。但她沒有因此消失或沉默。她拿起畫筆，開始在畫布上發出回應，塑造出屬於女性自身的力量與藝術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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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蒂萊斯基創作的《作為一個琵琶演奏者的自畫像》
與同時代的大多數男性畫家相比，真蒂萊斯基的作品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視角女性。她創作的大量宗教與歷史題材作品中，女性不再是被物化的物件，不再一味表現順從的姿態，而是有意志的行動主體。比如《朱迪斯斬殺霍洛芬尼》這幅畫中，她捕捉的是斬首的瞬間——不是之後的勝利情景，也不是之前的猶豫不決，而是最血腥、最困難，也最真實的時刻。朱迪斯與女僕協作，死死按住意圖不軌又喝得爛醉的霍洛芬尼，神情冷峻，手起劍落，沒有半分遲疑。
真蒂萊斯基創作的《朱迪斯斬殺霍洛芬尼》
與卡拉瓦喬描繪的“花瓶少女”式的朱迪斯不同，真蒂萊斯基畫筆下的她，是有膽量、有情緒、有力量的女人女性。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反抗。她的手臂粗壯有力，完全不是傳統畫作中“女性應有的樣子”，她不柔弱、不嬌小，但真實得令人動容。這種女性形象的出現，在17 世紀的歐洲繪畫中幾乎前所未有——她不是異類，而是前所未有的主角。
卡拉瓦喬版《朱迪斯斬殺霍洛芬尼》
真蒂萊斯基的這幅《朱迪斯斬殺霍洛芬尼》，像是在用一把刀，割開男性壟斷歷史題材繪畫領域的帷幕女性。她沒有試圖溫柔化或美化朱迪斯的暴力，而是讓這個女性擁有最基本的憤怒、果斷和力量。這樣的嘗試並不只停留在巴洛克時代。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裡，更多的女性藝術家嘗試用畫筆講述不一樣的歷史故事。安吉莉卡· 考夫曼就是其中之一。
考夫曼女性：融學識與古典氣質於一體
安吉莉卡· 考夫曼（ 1741—1807 ）是 18 世紀歐洲最著名的女性藝術家之一，也是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創始人之一女性。下圖為考夫曼的自畫像與列支敦斯登發行的紀念考夫曼的郵票，背景是智慧女神密涅瓦。
考夫曼的自畫像
列支敦斯登發行的紀念考夫曼的郵票
考夫曼出生於瑞士，早年隨父親學習繪畫，展現出非凡的藝術天賦女性。儘管當時女性在藝術教育和創作方面面臨諸多限制，考夫曼仍以其非凡的才華和毅力，在歷史題材繪畫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她的歷史題材作品不僅數量可觀，而且選題廣泛，包含了古希臘羅馬歷史、神話故事以及聖經場景等傳統歷史畫主題，展現出她廣泛的興趣與駕馭能力。
首先，在題材選擇上，考夫曼通常選擇歷史或神話中具有智慧、美德而非暴力的女性角色，展示女性的視角與溫和的敘事女性。例如，在《維吉爾向奧古斯都和屋大維婭讀〈埃涅阿斯紀〉》這幅作品中，她聚焦於詩人朗誦史詩至第六卷，屋大維婭聽聞其早逝兒子馬爾凱勒斯的命運預言時情緒崩潰、悲痛暈厥的瞬間，並進行捕捉。透過對這一瞬間的描繪，考夫曼巧妙地賦予歷史題材繪畫以富有共鳴的情感力量，也體現出她對歷史題材的別樣詮釋。
考夫曼創作的《維吉爾向奧古斯都和屋大維婭讀〈埃涅阿斯紀〉》
在她另一幅作品《維納斯勸說海倫接受帕里斯之愛》中，考夫曼也將描繪的焦點放在海倫及其內心的情感掙扎上女性。與傳統將海倫視為“戰爭禍首”的男性敘述不同，畫面中海倫神情複雜，顯得猶豫與困惑，維納斯則在一旁耐心勸說。二者的表情真實生動，這一場景彷彿就發生在我們眼前。考夫曼透過柔和的筆觸與表情刻畫，揭示了女性在慾望與責任之間的抉擇。這不僅展現了她對古典歷史題材的個人理解，也反映了她對女性複雜心理的深刻共情，為歷史題材繪畫注入了女性關懷。
考夫曼創作的《維納斯勸說海倫接受帕里斯之愛》
其次，在繪畫風格上，考夫曼的作品呈現出優雅、感性和柔美的氣質女性。與大衛等同時期畫家所追求的冷峻線條和宏大畫面不同，考夫曼的構圖更顯柔和溫暖。如《埃莉諾拉從丈夫愛德華一世的傷口中吸出毒液》這幅作品中，人物姿態優雅，面部表情細膩，展現了妻子為拯救丈夫而自我犧牲的場景。
考夫曼創作的《埃莉諾拉從丈夫愛德華一世的傷口中吸出毒液》
最後，在價值立場上，考夫曼的作品通常隱含對女性教育、理性與道德的推崇女性。與同時代男性歷史畫家更傾向政治隱喻（如大衛支援法國革命，繪製了《荷拉斯兄弟之誓》）相比，考夫曼作品的隱喻以道德教化優先，更具有普世性。如《科內利亞視她的孩子為珍寶》描繪了“精神財富高於物質財富”的經典寓言。根據古羅馬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 ）的記載，一位來訪的貴婦向科內利亞炫耀自己的珠寶，並問她的珍寶是什麼。科內利亞指著正在玩耍的兩個兒子回答道：“這些就是我的珍寶。”這兩個男孩就是日後著名的改革家格拉古兄弟。
考夫曼創作的《科內利亞視她的孩子為珍寶》
在女性藝術家難以進入歷史畫領域的時代，考夫曼能夠成為歷史畫家本身就是一種突破女性。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藝術教育，精通多國語言，廣泛閱讀古典文學作品，為駕馭歷史題材打下了堅實基礎，成為當時少數能夠在這一繪畫體裁中立足的女性藝術家之一。下圖為德國2010 年發行的紀念考夫曼的郵票，主題為考夫曼的作品《被忒修斯遺棄的阿里阿德涅》。
德國發行的紀念考夫曼的郵票
考夫曼的歷史題材繪畫作品不僅在技法上達到了當時的一流水準，更重要的是，她以女性視角重新詮釋了這些歷史場景，賦予了傳統題材新的內涵，並打破了長期以來男性主導的表達方式，展現出柔和而富有情感、道德深度的繪畫風格女性。她向人們證明，女性完全有能力處理最“崇高”的藝術題材，併為之帶來新的可能性。
更深層地看，考夫曼的作品也引導我們反思歷史敘事本身——歷史不僅僅是戰爭、征服、偉人與權力鬥爭的故事，也包含了日常生活、情感經驗與私人領域等豐富內容女性。這種包容而多元的歷史觀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義。而她的實踐不僅是個人藝術成就的體現，還象徵著女性藝術家對傳統性別界限的挑戰與突破。當歷史“穿上羅裙”——即被從女性視角重新演繹，它所呈現的是更加豐富且有生命力的圖景。下圖展示的是瑞士與奧地利發行的紀念考夫曼的多枚郵票。
瑞士、奧地利發行的紀念考夫曼的郵票
勒布倫女性：以真摯情感賦予肖像生命
如果說考夫曼用她細膩的筆觸，賦予歷史畫女性特有的情感和溫度，那麼勒布倫則在政治動盪與審美轉型的年代，用她自己的方式參與其中，用畫筆記錄下女性的堅韌與溫情，並留下屬於她的印記女性。她的作品不僅呈現出非凡的藝術創造力，還成為我們瞭解法國大革命前後社會變遷與人物風貌的重要視窗。
伊麗莎白· 維熱—勒布倫（ 1755 —1842 ）是法國 18 世紀末最傑出的肖像畫家之一，以其為法國王后瑪麗·安託瓦內特繪製的多幅肖像畫而聞名女性。2002 年，為紀念她去世 160 週年，法國曾發行過一枚郵票。郵票選取的是勒布倫的自畫像。與原作相比，郵票運用雕刻手法將畫作逼真細膩地再現出來。
法國發行的紀念勒布倫的郵票
勒布倫的自畫像
勒布倫出生在一個藝術之家，早年隨父親學習繪畫，展現出非凡的藝術才華女性。1779 年，勒布倫成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託瓦內特的御用畫師。1783 年，她被選為法蘭西皇家繪畫雕塑學院院士。
勒布倫尤其擅長刻畫女性的神態與氣質，她的肖像畫風格優雅細膩，往往以柔和的色調和自然的姿態展現人物的高貴與親和力女性。比如在1783 年創作的《拿玫瑰的瑪麗 · 安託瓦內特王后》這幅作品中，勒布倫摒棄了傳統皇室肖像慣用的徽章與繁複裝飾，僅以王后手中的一朵玫瑰替代象徵權力的物品。這使王后的形象溫婉而不失尊貴，也拉近了肖像人物與觀者的心理距離。
勒布倫創作的《拿玫瑰的瑪麗·安託瓦內特王后》
同年創作的《瑪麗·安託瓦內特穿白紗裙像》進一步展示了王后柔和、可親的一面女性。畫中王后身著輕薄的白紗裙，腰間束著柔黃紗帶，頭戴草帽，表情柔和溫暖——這讓她的形象從王權的象徵中稍稍脫離，轉向一種更貼近生活、更富溫度的姿態。相比於傳統莊嚴的宮廷肖像，這幅畫在視覺上更多地呈現了王后的個人氣質與柔軟的一面。
勒布倫創作的《瑪麗·安託瓦內特穿白紗裙像》
在1787 年的《瑪麗·安託瓦內特與她的子女》中，勒布倫則進一步嘗試藉由家庭圖景，為身處輿論旋渦中的王后挽回公眾形象女性。
畫面中王后衣著端莊，神情沉靜，小兒子坐在她膝上略顯不安，長女依偎在她身旁，大兒子站在嬰兒床邊，構成一幅溫馨美好的情景，以此回應外界對王后“奢靡”“冷酷”的抨擊女性。
勒布倫創作的《瑪麗 ·安託瓦內特與她的子女》
在這幅作品中，勒布倫不僅塑造了王后的母親形象，也以畫筆參與了對這一政治人物的重新定位女性。她和瑪麗· 安託瓦內特年紀相仿，還有若干相似的經歷與體驗。這種共情使得她在描繪王后時，不只“為權力作畫”，還“以情感作證”。她在回憶錄中深情寫道： “她給予我的善良，一直是我最美好的回憶之一”。在那動盪的年代裡，這段情誼和這些畫作一樣，成為她生命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
透過勒布倫的筆觸，我們得以看到一種不同於男性藝術家描繪的歷史面貌女性。這些畫作展現了瑪麗38 年人生中的種種側面，而勒布倫留下的不僅僅是畫作，還有那個年代女性之間真摯的理解和支援。她讓歷史不再只是硝煙和權謀，也可以是女性的生活，或是日常的情感。正是這份來自女性視角的敘述，使我們看見歷史的另一面——不是冰冷宏大的，而是充滿溫度、複雜與真實的。
1789 年7 月14 日，法國大革命爆發，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女性。勒布倫意識到自己已被視為宮廷的重要人物之一，於是於10 月6 日晚帶著女兒離開了巴黎，開啟了流亡之旅。在這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中，她透過為當地的皇親貴族繪製肖像畫維持生計。在流亡期間，她的作品依然受到歡迎。
勒布倫的藝術生涯不僅體現了她的才華，也反映了女性藝術家在動盪時代中的堅韌與獨立女性。在洛可可風格盛行的18 世紀末，勒布倫以一種更為細膩且富含情感的筆觸，刻畫出大量真實而親切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瞭解伊麗莎白 · 維熱—勒布倫，不僅可以認識一位有非凡創造力的畫家，還可以透過她的生平經歷，瞭解那個波瀾壯闊的大革命時代的另一面。
珂勒惠支女性：用藝術控訴戰爭與壓迫
當19 世紀走向尾聲，歐洲風雨飄搖，工業化與戰爭陰雲籠罩著世界，歷史似乎已不再屬於神話、宮廷與勝利者女性。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女性藝術家的關注點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她們不是隻描繪被賦予榮耀的過去，而是進一步走進社會、直面現實，用畫筆記錄苦難，凝視死亡，思考人的價值與尊嚴。
凱綏· 珂勒惠支（1867 —1945 ）就是這場轉變中最有力的聲音之一女性。下面是珂勒惠支的照片與郵票，郵票上所展示的是珂勒惠支的代表形象，旨在紀念她作為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家的地位。
珂勒惠支的照片
德國發行的紀念珂勒惠支的郵票
珂勒惠支出生於德國的一個自由思想家庭，一生親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喪子之痛與戰火動盪貫穿其藝術生涯女性。這樣的經歷讓她將目光投向了社會的底層：勞工、母親、戰士、飢餓的孩子……這些人在傳統歷史題材繪畫中往往是無聲的、隱沒的，而珂勒惠支則以一種深沉的悲憫之情，把他們置於畫面中央。
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戰爭· 犧牲》所描繪的就是一個母親悲痛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為戰爭做無謂犧牲的場面女性。畫面中的母親，赤裸、消瘦，彷彿有無盡的痛苦。珂勒惠支讓歷史題材繪畫脫離了英雄史詩的敘述軌道，轉向戰爭下社會的真實寫照。
而她的藝術不僅在德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也深深影響了20 世紀中國抗戰時期的藝術創作女性。魯迅先生對珂勒惠支推崇備至。他把收藏的珂勒惠支版畫編輯出版，直接影響了抗戰時期中國版畫藝術的發展。
珂勒惠支創作的《戰爭·犧牲》
希特勒上臺後，珂勒惠支不斷受到迫害，但她仍堅持反戰創作女性。不幸的是，1945 年4 月22 日，78 歲的珂勒惠支在德國法西斯覆滅前夕去世了。4 月22 日，距離納粹德國投降的5 月8 日只有16 天。
奈特女性：在時代洪流中守護真實記憶
如果說珂勒惠支讓我們看到了女性藝術家如何將社會苦難納入歷史題材繪畫，那麼勞拉· 奈特（ 1877 —1970 ）則代表了另一種更為“正式”的參與方式——她不只記錄歷史，還直接介入歷史的核心場域，用畫筆見證了 20 世紀女性。
奈特的照片
出生於英國的勞拉· 奈特，是20 世紀初最受歡迎的女性畫家之一女性。1936 年，奈特當選為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正式院士。她的藝術生涯橫跨兩次世界大戰，作品風格多樣，題材廣泛。作為一位關注現實、關心社會的女性藝術家，奈特常以平凡卻富有力量的女性作為畫中主角，講述她們在歷史洪流中的“在場”與“作用”。
1943 年，她創作了著名的《盧比在製造槍膛》，描繪了一位女工在軍工車間中操作精密機械的場景女性。畫面中盧比正在聚精會神地完成高難度的製造工序，身後的工友們也都神情專注。奈特用寫實又飽含敬意的筆觸，不僅再現了女性在戰爭生產線上的實際貢獻，還彰顯了她們在國家利益與公共事務中的不可替代性。這幅畫一經展出，便被英國政府廣泛傳播。
奈特創作的《盧比在製造槍膛》
戰後，奈特又以一位女性藝術家的身份，受官方邀請，進入紐倫堡審判的現場，創作了她另一幅重要的歷史題材作品《紐倫堡審判》女性。這幅畫在保留法庭場景紀實性的同時，也融入了象徵性的表達。畫面背景並非單純再現室內空間，而是漸次融入城市廢墟——坍塌的房屋、瀰漫的硝煙，彷彿訴說著戰爭留下的傷痛。奈特透過這種象徵性的構圖，將“審判”這一歷史時刻置於更廣闊的語境之中。這一畫面不僅成為法律意義上的記錄，也成為人類文明面對暴行時的一次凝視與叩問。
奈特創作的《紐倫堡審判》
奈特透過畫筆讓那些被主流歷史敘述忽略的女性角色——無論是工廠車間中的女工，還是審判席後的凝視者——都被鐫刻在歷史的視覺版圖之中，展現了另一種充滿現實溫度與人文關懷的表達女性。正是這份來自女性的描繪，使我們的過去更為完整。
在過去漫長的藝術傳統中，歷史題材繪畫始終是以男性經驗和男性視角為中心女性。然而，隨著女性藝術家的逐步湧現與努力探索，她們不僅進入了這一曾被視為男性專屬的領域，更以獨特的視覺語言和敘述方式，賦予了歷史全新的面貌。
當歷史題材繪畫穿上“羅裙”，並不意味著軟化，而是給予歷史更多角度、更深溫度女性。女性藝術家們並沒有規避苦難與矛盾，她們以細膩的目光切入宏大的敘事，用親身的經歷、感情的脈動、日常的生活去構建一種新的歷史敘事。她們的創作不僅是對歷史繪畫領域內男性特權的反擊，更是對歷史本身的一次補全。她們以獨有的視角和經驗，賦予歷史題材繪畫以新的可能。她們讓那些曾被忽略的聲音、被掩蓋的畫面，浮現於畫布之上，也進入我們的記憶之中。
詩讚曰：丹青自古屬男功，偶見蛾眉筆底雄女性。補作雲霞垂史冊，千秋影照海棠紅。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女性，不代表本號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