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言宏
作為“新大眾文藝”浪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大眾詩歌的興起，不僅意味著在詩歌生態和詩歌史的意義上出現了一種新的詩歌型別，還意味著我們的文學文化的最新變革詩歌。在由專業性的文學實踐佔主流地位的文學文化場域中，一種具有新的大眾性特點的文學文化異軍突起，發展迅速，既迫切需要，也越來越多地獲得人們的廣泛關注。按照理查德•羅蒂的說法，相比於以理性和信仰為特點的哲學文化與宗教文化，文學文化的重要意義，是能夠擴充套件我們的想象力，“透過熟悉更多人生來擴充套件自己”[1]。在此意義上，不同於那些專業性的作家與詩人，新大眾詩人們以其極為豐富和充滿活力的詩歌實踐，不僅擴充套件了我們為以往的專業寫作所侷限的社會、歷史、道德、文化和情感等方面的想象力，更是讓我們瞭解了他們所書寫的大眾人生。新大眾詩歌的大眾人生書寫與表達，包蘊和體現著深厚的人文情懷，也形成了其獨特的基本主題。
一、大眾人生的個體表達
新大眾詩人都有突出的個體自覺，這與我們文學史上的類似情形完全不同詩歌。比如在1930年代的“詩歌大眾化”運動中，詩歌創作的主體並不是大眾自身，而是具有鮮明的階級意識和一定的專業水平的詩人，他們的詩歌觀念決定了他們的個體意識必然會被階級意識所取代，並且要以這樣的意識去為大眾代言。因此在這樣的詩歌中，我們所聽到的，並不真正是大眾自己的聲音。而在目前的新大眾詩歌中，由於廣大民眾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網際網路傳播的便捷，大眾已能自己發聲，每一位新大眾詩人本身就是大眾的一員，毋需別人代言，所以我們從作品中讀到的，分明就是他們自己的聲音，而在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他們無論是在詩歌觀念，還是在創作實踐中都表現出的個體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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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大眾詩人的個體自覺，我曾做過相關討論詩歌。[2]他們在談到詩歌創作時，經常強調個體自我的自覺書寫。餘秀華說她之所以“選擇了詩歌”，就是為了“表達自己”。[3]張二棍也說：“我們寫詩，無非是試圖在紙上樹立起一個立體的自己，這個‘自己’融合了過去、現在、未來，甚至前世和今生”，“所以，我願意用一首首詩歌，去複述和呈現這一切。我能做的，就是如何用自己的文字，去偽存真，讓每一粒文字都攜帶著我的體溫與心跳”。[4]而在王計兵這裡，他所念茲在茲的，則是“我只是用筆記錄我的生活”[5]，“希望從自己的視角出發，透過詩歌寫出對生活的觀察、體悟和思考”[6]。他還說在自己的詩歌中，“藏著一個完整的我：路上奔波的我，凝神思考的我，對生活一往情深、痴心不改的我”[7]，所以，他說自己“每一次寫作就像照一次鏡子，都是我對自我的一次對話、審視和定位”[8]。
所以在根本上，新大眾詩歌很多都是詩人們的個體表達，書寫他們每一個“自己”的個體人生詩歌。透過新大眾詩歌，我們不僅能很清晰地聽到新大眾詩人們的聲音，看到他們鮮明、獨特的個體形象，還能夠像張二棍和王計兵所說的那樣，非常“立體”地讀到他們的人生體驗，瞭解他們的豐富人生，“完整”把握他們的人生史——比如餘秀華。在我們的詩歌史上，即使是在那些號稱“女性要寫自己”的女性主義詩歌中，也很少出現像餘秀華這樣大膽直率、粗糲頑強地表達女性自我的詩歌——“我的身體全是聲音”（餘秀華《關係》）——我們總是能從餘秀華的詩中強烈感受到源之於其個體生命深處的愛與悲傷、痛苦、喜悅、絕望、柔弱、真純、頑劣和對某些陳規的刺破、衝擊、挑戰、戲謔以及對自我尊嚴的捍衛與吶喊，凸顯出布魯姆所常呼喚的“強力詩人”的形象。在她的《我愛你》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像“一棵稗子提心吊膽”地“巴巴地活著”、卻又嚮往真純美好的“人間情事”的令人同情的詩人形象；而在《我養的狗，叫小巫》中，我們更是看到了一位本已不幸地患有殘疾的“跛出院子”“跌倒在田溝裡”，復又遭受欺凌與家暴（“他揪著我的頭髮，把我往牆上磕”）、頗多委屈的鄉村女性，看到她正是在這種命運處境中，堅強表達著自己的人生尊嚴和對男性暴力的蔑視與反抗（“對於一個不怕疼的人，他無能為力”）。餘秀華的詩歌，加之以她的散文創作和關於她的媒體報道、媒體事件，特別是以她為主人公的電影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的巨大影響，她的命途多舛卻又有著不屈不撓的精神核心的人生史，基本上為我們每一個關心她的人所熟知。
《搖搖晃晃的人間》
餘秀華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5
實際上像餘秀華一樣，每一位新大眾詩人都有充滿艱辛的大眾人生，並且透過他們的詩歌得到了充分自覺的書寫與表達詩歌。我一直以為，在文學藝術的各種門類中，詩歌最有人生史的意義與功能。對於人生史，曾有學者很明確地指出：“‘人生史’研究有一個明瞭的前提，即被選擇的個別人物的整體一生”，而“什麼是‘整體一生’？那也就是被選擇的人物生死之間的生活”。[9]新大眾詩歌自然表達了很多詩人迄今為止相對完整的人生，但是在另一方面，我還以為，詩歌的人生史意義，並不應該侷限於此，而應更為豐富、更為開闊地包括其中區域性性的人生側面與人生圖景，我們對於新大眾詩歌中的人生種種，正應該作如是觀。
新大眾詩歌中的大眾人生都與餘秀華一樣，有著不屈不撓的精神核心，典型的如王計兵詩歌。不管是在諸多詩作，還是在他的散文創作與詩集序跋中，王計兵都有著突出的人生意識。他走紅後的第一本詩集是《趕時間的人》，它的“自序”，實際上就是王計兵的人生自述，是他從1988年19歲時去瀋陽打工，後又返鄉撈沙、遠走新疆、再轉山東而今落腳於崑山的三十多年的“人生史”。他在每一本詩集的“前言”“自序”或“後記”中，都會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表達關於人生的豐富思考。即使是在日常生活比如夫妻吵架中，他們也會爭執一些人生觀問題——
昨天，我和愛人吵了一架，從宏大的人生觀到生活中雞毛蒜皮的瑣事，各執己見，誰也說服不了誰詩歌。不知怎麼，我突然脫口說出：“人生，就像一場採蜜的過程。無論過往有多苦，生命最終還是要釀出蜜來。”愛人突然叫我暫停，說：“你先把你剛說的話記錄下來，免得吵完架，就把這些金句給忘記了。”她這樣一說，我們的爭吵戛然而止。[10]
很明顯，人生問題幾乎成了王計兵思考的核心，也很自然地成了其詩歌創作的基本主題詩歌。在王計兵詩歌的人生主題中，雖多艱辛卻又不屈不撓地堅韌奮鬥，是其最為內在和貫穿始終的精神與情感結構。回首人生，他說自己“在過去幾十年的時光裡/我也四處碰壁/……至今/我仍是一個漂泊的人”（《鋼性》）；他在詩作《老花眼鏡》中也寫道：“這一生，總有太多的事/讓我回味和珍惜/讓我一提起就想淚流成河//而那些被擦去的眼淚/只留下一些模糊的淚痕/就像河流，流著流著就消失了//大地上，太多的河流/都曾經如此努力/最終沒有抵達大海”，“這一生”的艱難、辛酸與不甘，盡顯其中。但是在另一方面，王計兵在根底上，無疑又堅韌、樂觀與頑強。他的很多快遞題材的詩作，處處體現的，都是他的勤苦、奔忙和樂在其中。而在其他題材的作品中，每多寄託與表達的，也是他的人生感受與思考，內隱著他幾乎恆定的精神與情感結構，比如《劈柴》一詩：“真的/我活不成一棵樹/這一生，除了斧子/我再無枝椏，報答春天//我能為死去的樹做到的/就是不停地揮斧/把一堆無用的舊方木∕劈成有用之柴//我沒有奢望/一把斧子就能拯救春天∕只是不斷地把柴碼放整齊/等它說出火焰的秘密。”在這首詩中，他的“這一生”，又是揮斧劈柴般的堅韌勞作和期盼火焰般地滿懷希望。在王計兵的詩中，他同情於“在石頭和石頭之間/尋找水和養分” （《夾縫》）的草和樹木，“充滿敬畏”地讚賞那些雖然“畢生/都寸步難移”卻又能“一年一年舉著自己的希望/從不放棄，成就人間/最美的風景”的花樹（《花開》），體悟著那些“被壓住的種子/因為彎曲變得更加倔強/就像被生活壓彎的人/在時間的夾縫裡來來回回”（《一想到……》）。是的，正如前文所引王計兵所說的：“人生，就像一場採蜜的過程。無論過往有多苦，生命最終還是要釀出蜜來”，不管是在怎樣的艱難處境中，滿懷希望、不屈不撓地堅韌奮鬥，一直都是王計兵的精神核心，是其人生史書寫給予我們的非常寶貴的精神啟示。
當然，不只是王計兵和餘秀華，新大眾詩人中的陳年喜、老井、鄔霞、鐵骨、張二棍、榆木、溫雄珍、曾為民、景淑貞、韓仕梅和阿董等人，哪一位的人生史不是如此？被稱為是“最後一個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在其人生哲學中，特別推崇的，就是“應付困難，解決問題”的用力“奮鬥”的人生態度，新大眾詩人們在其困難重重的人生歷程中，分別以各自的奮鬥，為我們展示了他們令人尊敬的大眾人生詩歌。
二、“積極”的大眾生活
新大眾詩歌的重要特點，便是以大眾自身為創作主體，書寫他們自己的生活，真實地反映出他們的精神與生存詩歌。新大眾詩人都有積極的生活意識。一方面，他們都能積極地對待自己平凡與艱辛的生活，看到生活中積極的一面，並以他們的堅韌奮鬥去改變生活，就像王計兵和溫雄珍的詩中所寫的：“生活給了我多少積雪/我就能遇到多少個春天”（王計兵：《春天》），雖然“架在烤爐上的生活/怎麼看都是漏洞百出”，卻依然勇敢“奔赴”——“由炭成焰的過程/我叫它生活/奔赴是我，壯烈/留給英雄/我在生活中/英雄只需在書本上”（溫雄珍《黑炭》）；另一方面，新大眾詩人又都善於從生活中提煉出詩，恰如鄔霞《詩》中所寫的：“我在大地上行走、生活/夜晚哭泣，清晨微笑/身上沾滿煙火味，心中飽含愛意/這就是人間最美的詩。”太白文藝出版社總編輯戴笑諾在該社出版的新大眾詩歌叢書“我們都在認真生活”的序言中也曾指出，新大眾詩人們“能夠用詩心撣掉生活的塵土”，“在高度碎片化和重複化的日常中，榆木、曹兵、遲頓三位詩人保持著對生活敏銳的感受力，表現出對周遭世界高度的關切和直面生活的真誠，他們把這種體悟轉化為詩的語言，最終萃取出一首首打動人心的詩歌”，從而使他們的詩歌“發掘和再現”出“生活之美”。[11]
很顯然，無論是在實際生活中，還是在對生活的書寫中，新大眾詩人都能採取“積極”的精神姿態詩歌。這一姿態，不禁使我想起漢娜·阿倫特“積極生活”的說法，這是她在討論現代世界“人的境況”時所提出來的特殊概念。我一直以為，相對於阿倫特基於當年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發射所展開的關於“人的境況”的思考，我們目前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思考數字文明重大轉型的歷史背景下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的境況”。在此意義上，新大眾詩人們的詩歌創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相當恰切的案例。
阿倫特所說的“積極生活”，指的是區別於“沉思生活”的“積極投身於此世事務的各類活動樣式”[12]，她“用積極生活的術語，來指示三種根本性的人類活動：勞動、工作和行動”[13]詩歌。按照美國學者丹尼爾·艾倫的解釋：“勞動是我們出於生物學必需性所從事的活動；換言之，我們勞動是為了餬口”，“工作是我們出於創造性成就的需要所從事的活動，以建造——無論是物理還是文化之物——來形塑我們的世界和確立我們和他人的社會連線”，“最後，行動定義了我們作為政治動物一起投入的那些活動”。[14]如果以此來考察新大眾詩人和他們的創作，其意義，一定會在一個非常重要和獨特的新的層面上得到評估、得以凸顯。
《人的境況》
[美]漢娜·阿倫特
王寅麗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正如丹尼爾·艾倫所說的，“勞動”就是餬口謀生，這當然是新大眾詩人必要和基本的生活，所以他們也很自然地都有勞動者的身份認同詩歌。幾乎每一個有影響的新大眾詩人，都有一個他們自身所認同的勞動者標籤，如“外賣詩人”王計兵，“燒烤詩人”溫雄珍，“石材詩人”曾為民，“農婦詩人”韓仕梅、景淑貞，“礦工詩人”陳年喜、老井和榆木等。而被稱為“腦癱詩人”的餘秀華，也很明確地說過：“就我所處的位置所從事的工作和社會地位而言”，“我原始的身份是農民”[15]，“我本身就是一個農婦”[16]。作為勞動者的他們，不僅都會像王計兵那樣在自述中坦陳自己打工謀生的艱苦，[17]更是在他們的大量作品中，書寫著自己的勞動經驗與勞動場景。在他們的詩中，既有我們親切與熟知的鄉間農事（曹兵《雜草》《在鄉下》《在菜園》），也有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快遞與外賣（王計兵《趕時間的人》《請原諒》），當然更多的，還是那些我們並不熟悉的採石場上（溫馨《採場上，掏斷裂的軸》）、工廠車間（阿董《遇見自己》）和礦井裡（如老井和榆木的詩集《坐井觀天》和《我在礦洞收集星光》）的艱苦勞作，阿倫特意義上的勞動——即“我們勞動是為了餬口”“勞動是我們出於生物學必需性所從事的活動”——為他們所充分書寫。尤為突出的是，很多新大眾詩人都寫過他們勞動謀生中的身體消耗、身體損害甚至生命代價與危險，如“皮村詩人”小海的《中國工人》《中國製造》、繩子的《勞動是身體裡最黑的部分》（組詩）、“礦工詩人”陳年喜的《內鄉手記》等。特別是在另一位“礦工詩人”老井的詩集《坐井觀天》中，我們可以讀到很多關於勞動者身體經歷與處境的詩句，比如艱苦的採煤（《刨煤》）、身體的疲憊（《地心小憩》）、汗水（《逆風行走》）、戰慄（《運煤火車》）、塵肺（《礦脈》）、事故（《掉道事故》以至於礦難（《煤火》等。陳年喜的《內鄉手記》也如此寫他的勞動生涯:“我是採礦工/一個約等於撥雲見日的工種/從江南 到疆北/從西藏 到內蒙古/我撥開大地的腹腔/取出過金 銀 錫 鐵 鎳 銅/我把它們從幾千米的地下捕撈到地上/把這些不屬於我的財寶/交給老闆 再由老闆借花獻佛/……一些副產我留下了/——一點塵肺半身風溼疼。”“我工作的礦硐在一座山崗/這是一張嘴巴 空洞而陰冷/它吐出的潮溼的詞唯我能懂：/站著進來 站著出去 是你的幸運/站著進來 躺著出去 是我的本分。”在這些詩歌中，現階段我國仍然存在的勞資關係以及其中勞動者的身體處境，比如艱辛、致病和所面臨的生命危險等，得到了非常突出的表現。
但在新大眾詩人那裡，他們對於勞動的理解並不僅僅停留在生計層面，而是會上升到阿倫特所說的“工作”維度詩歌。也是在《內鄉手記》中，陳年喜還寫到了其所開採的金、銀、錫、鐵等礦藏會“再由老闆借花獻佛/交給祖國和人民”，他的勞動，因此也獲得了超越謀生餬口的社會意義。在耶魯大學《我的詩篇》交流活動上，陳年喜曾說過：“在那些礦山的日子裡，我常想，我們忍受著寒冷、孤獨、辛勞、痛楚，給大地留下一道道傷口，而挖出來的那些礦石都去了哪裡？我看見合金的窗子、空調裡的銅、一切建築物裡的鋼，還有那些金銀飾品。那些我和工友兄弟們用汗水、淚水甚至性命換來的金屬，建造了北京、上海，抑或紐約、波士頓。”“如果金屬會說話，它將給我們講一個什麼樣的故事？”[18]而鄔霞的《吊帶裙》一詩，則寫其在服裝廠包裝車間裡的勞動，她用電熨斗熨燙著一件將要包裝出廠的吊帶裙，一邊依次熨燙著它的吊帶、腰身和裙裾，一邊想象著某位購買了吊帶裙的姑娘穿著它的種種情景，並且在最後，抒發出“陌生的姑娘/我愛你”這樣美好的情感。王計兵的很多詩寫快遞員的勞動，如《趕時間的人》《請原諒》《夜行》《一個用速度生活的人》《給烏雲戴上口罩》《地下訂單》《從未如此》《奔跑的藍》《特殊的外賣》《低處飛行》《倒計時的生活》《恰逢其時》和《我喜歡……》等，也都會寫勞動者“一直面帶笑容/像一尊彌勒佛”（《從未如此》）、“在生活的磷片上劃燃/一團團藍色火焰”（《奔跑的藍》）、“每一線光明都和我有關”（《夜行》）和“用雙腳錘擊大地/在這個人間不斷地淬火”（《趕時間的人》）等超越於謀生的意義。新大眾詩人對其勞動的理解和發掘突顯了其中的“創造性”價值，非常接近阿倫特所說的“工作”。而陳年喜所說的“金屬”、鄔霞的“吊帶裙”和王計兵詩句中的“笑容”“火焰”與“光明”，不正是可以“建造”和“形塑我們的世界和確立我們和他人的社會連線”的“物理”和“文化”之物？
當然對新大眾詩人來說，按照阿倫特的定義，他們真正的和更重要的“工作”，還是他們的詩歌寫作，這是他們的“積極生活”中的另外一項主要內容詩歌。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也曾將詩歌作為“工作”，並做了較多討論。很多新大眾詩人都曾表達過詩歌對於他們的重要意義。餘秀華曾說過，詩是她的“自我救贖”[19]。“只有在寫詩歌的時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靜的，快樂的……即使我被這個社會汙染得沒有一處乾淨的地方，而回到詩歌，我又幹淨起來。詩歌一直在清潔我，悲憫我”[20]。王計兵也說：“文學拯救了我”，“文學在我心裡早已超出了文學本身，她是我心裡的一口人，是我最親密的人，無話不說的人……她會不斷地提醒我要做一個好人，不斷地修正我的過失”。[21]而在老井這裡，他說：“我一直只把詩歌當成我靈魂的指示燈、我精神的補血劑、我人生的奢侈品”，回憶他第一次獨坐於地心深處，“從那時開始我就給自己制定了一生中的最大目標：竭盡全力地去創造一些比我這個臭肉身更明亮、更高貴的東西來”。[22] 實際上，像陳年喜、張二棍、曹兵、溫雄珍、榆木、遲頓、鐵骨、韓仕梅、阿董、景淑貞等幾乎每一位新大眾詩人，都曾有過類似的說法。這些說法，非常有力地印證了理查德·羅蒂所強調的文學的救贖價值，只是在羅蒂的思想中，文學的救贖價值不僅具有新大眾詩人們所說的“自我救贖”的功能，更能夠在客觀上“為讀者提供救贖”[23]，使得讀者“透過儘可能多地瞭解人類的多樣性來獲得救贖”[24]。在此意義上，新大眾詩人的詩歌“工作”，他們的“工作”所“創造”（老井語）或“建造”的“文化之物”，突出地體現了他們的創造性成就，有效地與讀者確立了他們的“社會連線”，進而甚至形塑我們的世界。
三、大眾共同體的建構
雖然在阿倫特看來，詩歌只屬於“積極生活”中的“工作”範疇，而不屬於“行動”，但我以為，在我們目前的數字文明背景和新媒介技術的支援下，新大眾詩人的詩歌“工作”已經出現了新的特點，其與讀者之間的“社會連線”，特別是基於這樣的連線而為我們這個世界所“形塑”出的形形色色、豐富多樣的共同體，已經具備了阿倫特所說的“行動”性特點，已然躍升為“行動”詩歌。
在阿倫特的思想中，“行動”這一“我們作為政治動物一起投入的那些活動”[25]，“是唯一不以物或事為中介的，直接在人們之間進行的活動”[26]詩歌。所以，雖然她認為“藝術的‘物質化’在音樂和詩歌中是最少的，因為它們的‘物質’只有聲音和語詞”，“在所有的思想物中，詩最接近於思想，一首詩比其他藝術品更不像一個物”，詩歌可以“在印刷或手寫的書頁之外保持它的持存性”，但在同時，她又指出，“不過詩最終還是被‘造’出來的，也就是被寫下來的，並轉化為眾多事物中的一個有形之物”。[27]這就是說，雖然詩歌“更不像一個物”，但它終究還是物！因此她堅持認為，詩歌的寫作與閱讀，詩人與讀者之間的社會連線，實際上仍然是以“有形之物”為中介，而不是人們之間的直接活動，仍屬於她所說的“工作”範疇，而非“行動”。
在我們的數字時代，新大眾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與方面，便是它的新媒介性，是它以網路數字媒介建構形成的一種新的共同體——即“線上共同體”詩歌。在這樣的共同體中，新大眾詩人可以和讀者形成一種新的“直接性”，進行即時性的網路互動，最典型的，就是方興未艾的各種形式的網路直播，如著名的“我的詩篇：工人詩歌雲端朗誦會”，“一五一詩”網際網路讀詩行動，餘秀華以抖音賬號“餘秀華”、王計兵以抖音賬號“外賣詩人王計兵”等開設的詩歌網路直播。此外，“中國詩歌網”等網站和微信影片號，也曾邀請景淑貞等新大眾詩人參與他們“每日好詩直播間”等活動。在這些活動中，人們能夠以影片、語音、留言、彈幕等形式進行即時性的直接互動，這種新的“線上直接性”，顯然超越與突破了阿倫特當年為“行動”所做的限定與要求，為她所始料未及——當然，在阿倫特提出“行動”理論的1950年代，人類還沒有線上、線下的概念，線上共同體和線上的公共空間，完全不在當時人們的想象中。但是在人類進入數字時代以來，這樣的共同體和公共空間所具有的影響力，特別是它們的政治潛能，已經為整個世界的政治實踐所充分證明，而“政治能力”和“政治的極端重要性”，正是阿倫特當年考察“人的境況”並提出行動理論的出發點和“中心主題”。[28]時至今日，數字技術的發展，使阿倫特的行動理論所限定與要求的人們的“直接性”與“複數性”，已經創生轉化出“線上直接性”與“線上複數性”，具有了新的特點，從而也賦予詩歌以新的行動性。對於新大眾詩歌和詩人來說，就是以此建構和“形塑”出了形式多樣的新的共同體——“線上共同體”。
當然，新大眾詩人“詩歌行動”的共同體建構，還有很多“線下”的方式，這些方式，也許更加符合阿倫特關於行動的經典要求——即人的複數性與直接性，最為頻繁與常見的，就是他們的詩歌朗誦會和分享會，我們也經常會從媒體上讀到很多新大眾詩人如餘秀華、王計兵、陳年喜和張二棍等人相關的活動訊息詩歌。而筆者以為，在新大眾詩歌許多“線下”的共同體實踐中，特別重要的，就是北京皮村的“新工人文學小組”。這一成立於2014年9月21日的文學小組，處於北京朝陽區東五環外金盞鄉的皮村，十多年來，不僅“涓涓細流般堅持每週末一次的文學課，從未中斷”[29]，還從2015年開始，堅持舉辦每年一次的“勞動者的詩與歌”文藝晚會，編輯出版文學刊物，進行多種形式的文學交流，湧現出了範雨素、陳年喜、李若、劉玲娥、李明亮、小海、徐良園、李文麗、繩子、郭福來、朱自生、王景雲和王志剛等新大眾詩人，還結集出版了他們的集體詩集《大口呼吸春天》。在這樣的共同體中，這些新大眾詩人們不僅分享、切磋文學經驗，還會討論更廣泛的社會議題，突出體現了其公共空間的屬性，正如為其授課多年的志願者張慧瑜所說的：“在陌生的城市，大家以文學的名義相聚在一起，用筆書寫新的人生篇章”，可以“促進更多的勞動者彼此看見和相互體認”；“相比工友們在其他崗位上的工作，寫作是一種創造性活動，能夠讓他們暫時擺脫繁重的體力勞動，獲得文化和精神的喘息，這本身說明文學寫作這一精神活動能夠給人帶來成就感。不僅如此，普通人從事文學創作，把自己的故事和觀察用文學的方式呈現出來，其他人可以閱讀和分享，這就是一種以文學為媒介的公共交流”，“是一種具有公共性的文化行為”。[30]張慧瑜的親身經歷和體會，不僅又一次說明了我們前面已闡述的新大眾詩歌對於新大眾詩人們的自我救贖功能，說明了新大眾詩歌的個體人生書寫可以讓“勞動者彼此看見和相互體認”[31]，進而“熟悉更多的人生”[32]，而且，我以為特別重要的，是說明了在“新工人文學小組”這一公共空間和共同體中，詩歌或文學已經成了身處其中的範雨素、陳年喜、李明亮和小海等新大眾詩人們的重要“行動”——一種具有阿倫特意義上的直接性、複數性和政治性的詩歌與文學“行動”。[33]
實際上，正是在他們的行動中，每一個個體都得以彰顯，得以成長詩歌。比如文學小組的召集人付秋雲就曾如此總結道：“總的來說，這五年來我成長很快，使我成了有自主思考能力的人，成為一個有自由之身的人，成為一個不再以經濟金錢為主要生活方向的人，成為一個不再像機器那樣拼命掙錢的人，成為一個不像千千萬萬的工人那樣日復一日重複勞動的人。”[34]非常明顯，在這樣的成長中，一個原來只是滿足於掙錢謀生的“勞動者”，已經成長為一個具有自由自主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的“行動者”。這樣的成長，我們在從“新工人文學小組”走出來的“皮村詩人”範雨素、陳年喜、李文麗和小海等人那裡，感受得也非常強烈，他們都已經從起初的“勞動者”，成長為一個又一個出色的“行動者”。
不過，“新工人文學小組”還只是一種“線下”、在地和實體性的共同體，具有物理空間上的侷限性，而新大眾詩人的共同體建構，還有更具廣泛的社會性的方式，這就是他們基於大眾性的身份認同所形成的大眾共同體詩歌。新大眾詩人慣於以“兄弟”之類的親緣性稱呼來表達自己的大眾認同，如張二棍的詩中所稱呼的“那個蹬三輪的大哥”（《舊貨市場》）、“我的侏儒兄弟”（《我的侏儒兄弟》），老井《礦難遺址》中對其遭遇礦難的“兄弟們”痛徹肺腑的哀悼和王計兵在詩中寫到的“腳手架上的兄弟”（《陽光之手》）、“我一隻臂膀的兄弟”（《“單手佛”》）、“他是我的同行，也是我的兄弟”（《八根肋骨》）等。正是出於這樣的認同，新大眾詩人經常會以這樣的姿態來寫自己同一階層的“大眾”，繪寫了我們這個時代許許多多的普通大眾，如“農民”（韓仕梅《營生》）、“農民工”（王計兵《打工潮》、“清潔工”（鐵骨《無名巷的馬路清潔工》）、“賣菜攤主”（溫雄珍《在菜市場》）、“建築工”（陳年喜《去年在西安》、“鋼筋工”（劉曉東《鋼筋工》）、“檢驗工”（王景雲《檢驗工》）、“流浪漢”（王計兵《你看天空就要黑了》）和“拾荒者”（王計兵：《斜坡》）等人物形象，而“外賣員”和“礦工”這兩個群體，更是在“外賣詩人”王計兵和“礦工詩人”陳年喜、老井、榆木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了集中書寫。
建立在大眾認同基礎上的共同體意識，非常明確地體現在新大眾詩人們的詩歌觀念、詩歌創作和他們的共同體實踐中詩歌。比如王計兵就說自己詩中“個體的我，也是‘我們’的‘我’，是作為普通大眾一員的‘我’”[35]，張二棍也說他的寫作“其實是更多地把自己放在集體當中”，追求“比如愛，比如關心，比如分擔，比如同情，比如共同體”的情懷[36]，而老井則將“為底層的生存做證”作為自己的使命擔當。[37]至於在詩歌創作中，像王計兵的詩作《手持人間一束光》和詩集《低處飛行》、鄔霞的詩作《城中村》和曹兵的“鐵皮屋系列組詩”、陳年喜、老井、榆木的礦工題材詩集《炸裂志》《坐井觀天》《我在礦洞收集星光》等，都有很強的共同體自覺，特別典型的，就是王計兵以其詩集《低處飛行》所展開的共同體實踐。
在《低處飛行》的“後記”中，王計兵說過，這部詩集的創作，是他“思來想去，決定為外賣小哥這一群體寫一本詩集詩歌。我希望一本詩集的出現會為人們提供一些思考，會拉近外賣小哥這一群體和大眾之間的距離”，所以他不僅千方百計地“嘗試走近他們，當面採訪他們”，還特地“做了外賣小哥的問卷調查表”，“透過各種方式加入了很多外賣小哥的微信群，像一個臥底，每天不動聲色地觀察著群裡的動向……事實證明，‘臥底策略’的確是一種有益的‘靠近嘗試’，在《低處飛行》裡，詩行拉近了人們的距離”。[38]
“詩行拉近了人們的距離”，其與王計兵的種種“嘗試”一起，非常有效地建構了共同體，一種更具廣泛性和社會性的外賣小哥共同體，以及“外賣小哥這一群體和大眾之間”所形成的大眾共同體詩歌。這就是王計兵的“行動”。正是在這樣的行動中，阿倫特所特別強調的行動的“直接性”與“複數性”盡在其中，從而決定了它的政治性。
《偶然、反諷與團結》
[美]理查德·羅蒂
徐文瑞譯
商務印書館
2003
但從王計兵的“行動”中可以看出，他的行動的政治性，其實就是在以“拉近”“走進”和“靠近”的方式來增進團結，建立共同體——這是一種“團結的政治”！讓我們還是回到開頭，回到我們文章之初就曾引述的理查德·羅蒂的思考詩歌。羅蒂希望我們以文學文化的方式來擴充套件我們的想象力，“瀏覽其他方式的人生”。他還認為，這一方式其實還有很重要的政治與人文潛能，那就是創造出團結。他曾說過：“人類團結乃是大家努力達到的目標，而且達到這個目標的方式，不是透過研究探討，而是透過想象力，把陌生人想象為和我們處境類似、休慼與共的人。團結不是反省所發現的，而是創造出來的。如果我們對其他不熟悉的人……能夠提升感應相通的敏感度，那麼，我們便可以創造出團結。”[39]在此意義上，作為一個基本主題，新大眾詩人和他們的詩歌所呈現與書寫的大眾人生，不管是他們堅韌奮鬥的個體人生，還是他們以謀生性的勞動、詩歌工作、詩歌行動和多種形式的共同體行動等為主要內容的“積極生活”，透過我們的“感應相通”和我們的想象力，無疑能夠“創造出團結”，因此，我們甚至也可以說，新大眾詩歌的基本主題——或者其政治與人文的指歸，就是“團結”。
註釋
[1][23][24][32] [美]理查德·羅蒂：《救贖真理的衰落和文學文化的興起》，《哲學、文學和政治》，黃宗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頁、84頁、102頁、107頁詩歌。
[2]何言宏：《新大眾詩歌的文化創造》，《文藝爭鳴》2025年第12期詩歌。
[3][16][20]餘秀華：《自序：搖搖晃晃的人間》，《搖搖晃晃的人間：餘秀華詩選》，湖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2頁、2頁詩歌。
[4]張二棍：《大膽寫作，小心措辭》，《新文學評論》2024年第3輯詩歌。
[5]王計兵：《用筆記錄生活》，《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 第iii頁詩歌。
[6][38]王計兵：《後記 騎手的春天》，《低處飛行》,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259頁、256—258頁詩歌。
[7][35]王計兵：《後記》，《世界把我照亮》，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256頁、256頁詩歌。
[8][21]王計兵：《自序 文學拯救了我》，《趕時間的人：一個外賣員的詩》，臺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XV頁、XV頁詩歌。
[9]王銘銘：《“人生史”雜談（之一）》，《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詩歌。
[10]王計兵：《文字的力量是生命裡的一束光》，《手持人間一束光》，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版，第186頁詩歌。
[11]戴笑諾：《塵埃裡綻放的詩意之花》，曹兵：《我在田野等風吹過》，太白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1—2頁詩歌。
[12][13][26][27][33][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頁、1頁、1頁、129頁、1—2頁詩歌。
[14][25][美]丹尼爾·艾倫：《序言》，[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頁、6頁詩歌。
[15]餘秀華：《序：在半光明裡繼續寫作》，《後山開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iii頁詩歌。
[17]如王計兵的散文《把平凡的生活煙火編織成詩歌》（《人民文學》2025年第9期）和他的詩集《趕時間的人》的“自序”《文學拯救了我》（《趕時間的人：一個外賣員的詩》，臺海出版社2022年版）詩歌。
[18]陳年喜：《再低微的骨頭裡也有江河——在耶魯大學〈我的詩篇〉交流活動上的演講》，《活著就是沖天一喊》，臺海出版社2021年版，第233—234頁詩歌。
[19]餘秀華：《饋贈》，《無端歡喜》，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頁詩歌。
[22][37]老井：《後記》,《坐井觀天》,太白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201頁、202頁詩歌。
[28][英]瑪格麗特·加諾芬：《導言》，[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頁詩歌。
[29][30][31][34]張慧瑜：《以文學之名：新工人文學小組十年記》，《北京文學》2024年第5期詩歌。
[36]劉年、張二棍：《劉年訪談張二棍》，《新文學評論》2024年第3輯詩歌。
[39][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7頁詩歌。
《重建我們的精神立場》
何言宏
中國書籍出版社
2021
揚子江文學評論
2026年第1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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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洪雷 | “蝶變”詩歌：書籍、音樂及其他——王蒙小說藝術側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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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瓊| 關於“新大眾文藝”的三個關鍵詞
何言宏| 新大眾詩歌的基本主題
李 瑋| 從“組織動員”到“有機融合”——“新大眾文藝”的傳承創新和理論啟示
姚蘇平| 主體重塑、媒介演進與美學新構——論兒童文學的“新大眾文藝”實踐
布莉莉| 新敘事藝術的崛起詩歌：作為“新大眾文藝”的脫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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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煒| 《王林日記》中的孫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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